本文探讨了信用卡中最重要的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持卡人和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二是银行向特约商户付款的法律机理。

本文实证研究随机占优方法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揭示了随机占优方法在中国股票市场有很高的效率，但随机占优有效的股票在不同周期的收益率下并不相同，而且有效集的相对大小并没有出现随着收益率周期的增长而减小的现象。此外，随机占优方法还证实了沪市深市，A股B股的强弱关系。

近年来我国央行外汇储备的增加形成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增长，央行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采取相机抉择，除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外，还运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操作工具，冻结基础货币或对冲外汇占款，央行在实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以微量递增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方法，解决基础货币内生性增长的矛盾的构想。

本文引入产权结构变量修正了传统的SCP（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利用截面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2000-2004年间以产权改革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产权结构单一和行业过于集中是影响银行业效率和绩效提升的两个主要因素；产权和市场结构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绩效影响是不同的，产权结构和市场机构对国有商业银行绩效影响显著；而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前的银行业改革在侧重于产权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行业市场结构的优化。

根据国情的需要，新加坡选择了“监督带调整汇率制度”，本文介绍了这种汇率制度的特征，并通过新加坡与香港的比较，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优势所在，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其他小型开放经济体，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国情选择和调整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

关于G万科最新公告的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各界反应不一，本文通过对G万科股权激励计划的深入解读，通过对管理层动机、公司历史业绩和激励计划公告市场的反应的研究发现，G万科的激励计划很好地协调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一个解释独立董事产生的模型：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基础提出一些假设，然后利用经典经济学和博弈论分析框架解释独立董事的产生过程。 尽管没有研究从理论上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但实践中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主要承担着决策和监督职能。而已有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提升公司业绩方面表现并不突出，本文把能否有效提升公司业绩作为独立董事决策职能是否有效发挥的显示指标，因此，猜想独立董事来源于监督的需要是合理的。 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股东的目标来考察公司的运作，股东将雇佣管理者经营公司。公司的管理者作为具有突出管理才能的群体的一员，只要他不为一己私利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去损害公司的利益，就能够保证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但作为理性经济人，管理者当然会有着与股东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他总具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因而，股东同时雇佣监督者并赋予了他监督管理者的职责。在监督充分有效的假设下，管理者要想为一己私利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就必须首先贿赂监督者纵容自己的行为。本文定义了管理者贿赂成本和监督者可能受贿收益之间的对应法则作为监督者独立性的显示指标，监督者越独立，管理者相同的贿赂成本能够转化成的监督者的可能受贿收益就越少。由于管理者愿意付出的贿赂成本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度的，因此当股东选择了具备一定特征的监督者，使得管理者的贿赂成本转化成的监督者的可能受贿收益小到一定程度时，监督者为了获得继续任职的机会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就不会接受管理者的贿赂，从而遏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管理者愿意付出的贿赂成本的限度会逐步提高，相应地股东选择的监督者所具备的特征使得管理者相同贿赂成本转化成的监督者受贿收益也越来越少，即监督者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当监督者的独立性强到一定程度，管理者已经很难让监督者接受贿赂时，监督者就成为了独立董事。

本文发展了风险投资的财务结构理论模型，我们证明了最优的财务结构是风险投资家持有可转换证券、创业者动态地持有普通股，该财务结构是激励和约束创业者的行为、激励风险投资家在继续项目和放弃项目之间最优的权衡、最优的融资问题的内在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理论表明，该财务结构与项目信息揭示的进程和阶段融资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潜在影响，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人民币升值无疑将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外汇资产负债和以外币计价的收入与支出，从而影响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显然，不同房地产上市公司不尽相同的财务状况与收支结构，决定着人民币升值对它们不尽相同的影响。其二，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动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一般走势。这一影响对于所有房地产上市公司是相同的。综合我们对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影响是有限的。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oreign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risks, this not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ual model─“Foreign Capital Reliance”(FCR), and analyses its interior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he possibility & inevitability of its result in Financial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etary capita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inancial risks also exist in foreign capital flows, and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are entirely possible to result in a more fragile economic system. The author also regards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 Crisis typical of FCR. The empirical analyses of sampling five Asian countries: Thailand, Korea, Indonesia, Malaysia and Philippines support the arg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