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针对监管者行为的激励设计。在中国，与地方官员类似，监管官员的职位升迁也往往由上级选拔决定，即面临政治激励，本文将代表中央金融监管的省级银监局局长与代表地方银行的城商行特征数据进行匹配，考察监管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否通过影响其监管行为对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产生影响。实证分析发现：首先，在资本、资产质量、流动性等监管指标中，资本监管绩效显著影响银监局局长的升迁；其次，银监局局长在政治激励下的监管行为，促使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抑制了其信贷投放；最后，地方政府信贷干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程度等外部环境的不同，也使得银监局局长的监管产生差异化效应。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着长期合作关系时，上游企业可以根据下游企业的表现调整未来商业信用成本从而控制下游企业的债务代理问题。商业信用缓解了银行信用在控制下游企业债务代理问题时的困难，从而有助于减轻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商业信用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成为特殊的信用中介，即上游企业可以更容易的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将资金借给下游企业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本文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当企业债务代理成本提高时，企业获取的银行信用会降低，而获取的商业信用在增加，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下降。

董事长和 CEO 关系对创新绩效至关重要，但鲜有文献对此进行详细探究。本文以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作为二者关系的突破口，深入研究了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可以降低 CEO 离职的业绩敏感性，进而激励 CEO 创新，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与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以上结论在国有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的 Heckman 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排除了样本选择的偏差后，董事长-CEO年龄代际差距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这可能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性质和高管评价机制有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国民经济运行，特别是线下微型商户的经营造成严重冲击，但由于数据缺失，相关定量评估分析比较困难。本文基于支付宝旗下支付工具“码商”的海量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推算了如果没有疫情发生，2020年春节后线下微型商户运行应该具有的“反事实结果”，进而定量估算了疫情造成的冲击。结果表明，2020年正月初七后的两周，线下微型商户活跃商户量与营业额较估算的没有疫情冲击的“反事实结果“，分别下降了约40.4%和52.4%。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缓解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的冲击。本文的研究在结论上和方法论上，对当前其他国家应对疫情，以及我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均具有非常好的借鉴价值。

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载体，普惠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根据普惠金融的特点，从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效度和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九个指标构建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用 2010-2018 年中国省级小额贷款公司数据进行计算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偏低，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和 中部地区。

本文考察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基于各省份不同民族的人口比例，衡量各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结合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CSR）数据，我们发现：第一、民族文化多样性对于 CSR 存在双刃剑效应。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较低的地区，其显著提升了 CSR 履行效果；而在民族多样性较高的情况下，表现为更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降低了 CSR 履行效果。第二、引入族际通婚率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之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 CSR 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第三、地区信任程度对于前述关系存在显著的边际影响。随着信任程度的增加，民族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正效应逐步减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则在边际上显著加强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对 CSR 的负向作用。最后，在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引入汶川地震这一外生冲击之后的企业捐赠数量，我们发现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研究了法币改革的背景和经济影响。基于“南京十年”期间的资产价格高频数据，我们发现，与银本位相比，信用本位下不仅短期利率更加平稳，长期利率也大幅下降了，并且利率行为变化时点与法币改革吻合。这表明管理得当的信用本位不仅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明显优于商品本位，而且在稳定长期通胀预期方面也并不逊色。这有助于认识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为货币本位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银行规模越大，其在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上越不具有比较优势，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大银行需要严格要求贷款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对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导致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在金融监管方面，由于不同规模银行的融资特性以及适合的融资对象皆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不同规模银行的监管也应当有所区别和侧重。

将金融资源用于扶贫工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用手段。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也普遍利用财政扶贫资金设立的“风险补偿金”作担保，激励商业银行向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但其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从理论上描述了使用金融杠杆模式进行风险补偿的原理，并分析了其绩效和激励问题，以此探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农户扶贫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作用机制：最优的“政府与市场”的组合模式也依赖于不同的目标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参数。通过分析和比较，本文发现金融杠杆模式可以达到最高的贫困户福利，实现比直接扶贫模式更高的社会总福利，但无法达到风险分担模式对应的最低扶贫成本。如果存在道德风险，杠杆模式也可以解决银行的激励问题：对于某些特定属性的扶贫项目，政府只需要适当增加杆比即可激励银行付出努力。

目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分析主要关注总量的配备，本文拟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结构匹配角度切入进行再讨论。本文将我国各省历年的金融结构水平与技术水平分别进行排序并相减，得到各省各年的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并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发现：1）金融结构—技术水平的匹配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该匹配度的解释力要强于金融总量规模、金融结构、技术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简单交乘项；2）在样本区间内，金融结构略微超过技术水平（3%幅度）时，两者结构匹配效果最好；3）金融规模越高、技术水平越高、金融结构水平越低的地区，结构匹配的效果越强；4）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可通过促进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等渠道对增长发挥正效应。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内生性处理、转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统计口径、改变匹配方式等稳健性处理后仍然保持稳健。这些实证发现将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证券市场跛足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新常态下增长动能转换的方向选择，同时也将为拓宽政府促进金融—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空间提供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