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与现有理论不一致。通过构建包含企业金融化行为与房地产市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实体经济趋于恶化时，面对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差距，企业减少生产性投资，通过购买金融产品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引起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进而放大了经济波动。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纳入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改进福利，但政策效果较弱；盯房地产价格、盯企业金融化程度和盯金融深化的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价格波动，并改善社会福利。

国有股权在我国地方性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要准确分析银行关联贷款问题，必须纳入对国有股东行为和动机的考察。本文使用国内较为全面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国有股权对关联贷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占比越高，关联贷款的规模越大、价格水平越高；这种影响的潜在机制是地方银行信贷投放偏好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而非地方政府利用国有股权通过低价关联贷款掠夺银行利益。本文是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与股权结构的首次系统研究，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文在构建综合性金融周期指数的基础上，利用麦卡勒姆规则对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出于金融周期的影响考虑，我国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基于麦卡勒姆规则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对显著。为此，我国必须着力于推进以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有序化、金融监管法制化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以更好地消除金融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不断增强货币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效果。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将进行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两项改革应该如何匹配进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利率规则下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优匹配。经研究发现：（1）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2）非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当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汇率制度较为固定时，本国福利会有显著的降低。本文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其模式与客群显著区别于传统信用卡，值得探究。本研究选取某代表性平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业务团队曾于2017年6月展开内部测试，对同期满足信贷准入的用户随机分为准入组（实验组）和非准入组（对照组），以检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现实影响。利用这一套独特的微观用户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对比准入组与对照组的约10万用户在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验期间，互联网消费信贷显著增加了消费，月均消费增加幅度在73-92元之间；第二，互联网消费信贷同时增加了线上与线下消费，未发现对传统信用卡的挤出效应；第三，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缓解流动性约束，消费促进作用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用户更为显著。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既提示了普惠型消费信贷对提振消费的意义，也为指引互联网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在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的冲击下，“央行数字货币”成为近年来的国际热点，也是我国央行目前的研发重点之一。由于该领域的研究与讨论大多始于 2017 年，目前国内缺乏相关的学术研究与国际经验总结。基于近年的国际最新进展，本文首先总结了“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概念、属性与类型，其中“银行间市场数字现金”是针对批发市场所开发的 CBDC，“居民的央行数字账户”与“居民的数字现金”则是针对零售市场所开发的CBDC；其次，本文梳理了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设计理念， DC\EP 是针对零售市场的居民数字现金，并加入了“双层运营体系”与“分级限额”等特殊设计；最后，本文对比其他国家的研发进展与相关计划，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加大我国对批发市场 CBDC 的研发力度、充分考虑零售市场 CBDC 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增强我国央行对CBDC 的信息公开程度等。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ertification’ of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VC) programs, disputes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CGVC) can promote target firms’financing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on target firms, and how the ‘certification’ work. Using a dataset of 87865 Chinese listed firms over 2008–2018, we confirmed that CGVC’s investment promotes target firms’ equity financing but inhibits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effect and CGVC’s reputation. Moreover, the high reputation of GVC and high market awareness could strength the ‘certification effect.’Simultaneously, the ‘certification effect’is only effective for early and late-stage firms and private-owned firms, and invalid for mature stage and state-owned firms.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evidence of their impact on thebirth, survival, and operations of the whole universe of firms, and the broad impact on the economy, is limited. 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by utilizing unique administrative firm-level datasets in China.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we find that the China’s 2007 Property Law led to significant more new private firms, firms that eventually survive, firms with less shareholders, and more new exporters, whereas the impact is the opposit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switch in resources between private firms and SOEs contributes to higher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sacrific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本文首先基于竞争中性原则的概念，从政府补贴、税收负担、融资优势、回报率四个方面构建中国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指标，从产品市场规则角度衡量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地国家竞争政策的中性水平。然后，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政策对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内外部合法性构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竞争优势对于上市公司发起跨国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企业享有的融资优势与回报率优势的影响尤为显著。但是，竞争优势对企业跨国并购外部合法性的影响在所有制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相对于民营企业，当国有企业享有竞争优势，特别是补助优势时，会显著抑制其跨国并购交易外部合法性构建。而且，东道国竞争政策中性水平越高，企业享有的竞争优势对外部合法性构建的抑制作用也将越强。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 CEO 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 CEO 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 U 型关系。首先，当CEO 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 CEO 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