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稳妥处置企业僵尸化并提高企业造血功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而已历经30多年改革的资本市场向来是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那么，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已经能够为企业去僵尸化提供有效助力呢？以200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的改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会通过“输血”和“造血”两个功能渠道助力企业去僵尸化。具体地，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一方面通过更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善了企业融资的“输血”环境，进而帮助企业摆脱了对信贷补贴的依赖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专业的股权投资者，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帮助企业从改善经营管理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以及增强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进而从根源上抑制了僵尸化的产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企业以及“技术—资本”适配程度较低的企业的去僵尸化有着更为显著的助力。最后，本文还发现，以融资融资制度与沪港能制度为标志性事件的资本市场分层扩容改革能够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进而强化了上述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改革攻坚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有益的政策探讨。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和内部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危机成因已被揭示，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机构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以银行主导、多金融主体联动的中国金融体系在企业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本文打破了已有研究暗含的金融机构无信贷决策风险的假设，研究发现：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治理措施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差别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通过测度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探讨了数字经济提升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及机制。通过指标替换和不同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使用各城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和数字经济词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两个角度，检验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该结论在引入工具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的研究显示，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是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传导路径。最后，本文从区域分布、城市资源差异、城市层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的研究对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改善资源配置、深化认识数字经济的低碳价值和兼容反哺效能、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非常薄弱。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了理论解释。模型指出，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的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研究“多而不精”、理论基础模糊、理论框架欠缺。本文通过系统性地梳理绿色金融的理论渊源、学说脉络和前沿趋势，提出绿色金融的核心议题是以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层面直接关系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在微观领域涉及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社会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金融的“绿色功能”假说，并给出了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基准模型”。这一基准模型有效地连接了绿色金融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扩展、用于政策分析，而且从理论层面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

出口退税政策被广泛应用于促进出口。但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往往出现递延。本文指出，除了出口退税率之外，出口退税的速度和分配也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基于包含企业退税和出口信息的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出口退税递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出口递延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企业出口平均降低 14.8%。同时，出口退税递延也会增加企业退出，抑制企业进入，并减少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本文进一步识别出退税递延中存在的“马太效应”现象：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受到退税递延的影响更大，然而，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退税递延率反而越高。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在不改变退税总支出的条件下，消除出口退税错配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35%。相比之下，完全消除出口退税递延则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43%。本文为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思路：即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减少错配，从而促进出口增长。

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发展实际，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逻辑，本文在深刻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现实逻辑、理论内涵及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定位进行剖析。形成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与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深度融合，深刻揭示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新规律、新特征，以系统集成思维开拓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作为新时代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新高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驱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循环中的改革试验田和有力抓手，又是国内发展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开放桥头堡和重要窗口，在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关节枢纽作用。第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模式不仅在经济增“量”上可以发挥重要的改革助推剂效果，更会在经济提“质”方面起到全新的动能引领作用。我们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差别化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模式，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制度红利，引领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用高水平开放实践助推国内外经济良性循环，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奔向高质量未来。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链的垂直市场结构设计理论模型,从控制权角度探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持股比例与产业链中双重边际化现象的关系。研究表明,存在国有持股比例阈值,当国有持股比例高于阈值时,产业链中不会出现双重边际化现象,反之则相反。市场竞争状况影响产业链整体利润、上下游利润分配规则和市场需求规模,从而作用于该阈值,影响双重边际化。与水平市场结构相反,由于上下游产品间互补效应的存在,垂直市场结构中市场竞争程度越强时,双重边际化现象越易出现,该现象也越易阻碍产业链整体利润提升,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需要加以关注。因此,依据市场竞争指标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时,务必要严格区分水平或垂直市场,关注不同市场结构下竞争程度对政策实施后市场竞争均衡的不同影响。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安排，提高投融资决策的科学性，对保障“一带一路”资金供给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主权借款和公司融资，项目融资主要依靠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负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不对投资人主体和东道国造成额外债务负担，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领域已逐渐成为主流融资模式。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推动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投资的政策性工具，可有效对冲海外国别风险和项目商业风险，在境外项目融资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通过总结分析东南亚某国电力领域的典型融资案例，详细讨论信保在项目融资中的损失补偿和融资推动作用，同时也辩证分析其存在的局限性，形成对认识理解信保的一般规律性总结，以期扬长避短更好发挥信保作用，为构建债务可持续的融资模式、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