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

基于对金融市场不完全性的分解和基金产品创新链的梳理分析，以金融工程无套利定价 思想为基础，论文巧妙构建了一个涵盖市场交易成本、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和行为金融学因素 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机理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上述三因素模型的解释力高达90%以上， 同时分阶段动态考察发现：（1）普通交易成本因素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6.1%；（2）股指期货是 封闭式基金折价的重要影响因素，2006 年之前该因素影响基金平均折价25.6%，2007-2009 年随着 股指期货推出预期加强，该因素的影响下降到12.88%；（3）对市场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的测度 分别为0.492、0.336、0.858，对应三个阶段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分别为8.26%、5.87%和7.91%， 主要和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预期变化有关；（4）时期固定效应结果表明2006 年4 季度、2007 年 4 季度、2008 年1 季度、2009 年4 季度、2010 年4 季度投资者情绪相对乐观从而降低了封闭式基 金的平均折价率。论文最后就封闭式基金治理及完善金融市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 动率，并采用 GARCH、EGARCH、ARIMA 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 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 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 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 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 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动率，并采用GARCH、EGARCH、ARIMA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控制了表征异质信念的换手率后，这种负相关关系消失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其R&D投入可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并反映到股票预期收益即股票市价当中，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以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Fama-French的三因素模型改进基础上，采用截面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企业R&D密度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得出R&D密度与股票收益不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具有期性，但R&D活动偏重短期效益，缺乏连续性。最后，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针对R&D投资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

证券分析师通过传递信息、降低分析信息的成本来增进整个市场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这也印证了Easle和O’hara(2004)提出的信息是经典三因素模型外影响资本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的理论假说。对这一作用逻辑可能的解释在于,分析师跟进能够扩大投资者基础,进而降低融资资本成本,实证结果证实了Merton(1987)提出的投资者认知假说。

商品期货的期限结构指的是商品期货的价格与不同到期期限的关系。由于期限结构综合了市场上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和操作者对将来的预期，因此，它更能够准确地为商品期货进行定价。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约铜在2003年12月22日到2007年8月19日之间190个周数据样本，运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基于三个期限结构模型分别对我国铜商品期货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适合我国铜商品期货期限结构，而单因素模型估计的误差较大，不适合我国铜商品期货期限结构。

“股价同步性”（亦称股价“同涨同跌”，一般用R2度量）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财务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本文收集1994-2004年中国股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不同交易策略，对股票收益的“惯性”和“反转”与R2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以此考察“信息效率观”和“定价无效观”两种不同观点在解释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1）我国股市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惯性”现象，而存在显著的长期“反转”现象，并且反转效应随着R2的上升而逐渐减弱，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信息效率观”不符；（2）经市场模型和三因素模型调整后的反转收益与R2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反转收益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3）在牛市阶段和熊市阶段存在较显著的短期“反转”现象，并且不同市场态势下短期反转效应与R2大小的关系不同，两者在牛市阶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熊市阶段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不同市场态势下R2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信息效率观”对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的解释。

本文考察了公众注意力与股票月度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大众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在接下来一个月中，其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越低。以2000年8月到2008年1月作为样本区间内，通过买入低关注度的股票卖出高关注度的股票构建的零投资套利策略具有显著的盈利性，其平均溢价为0.46，经Fama-French (1993)的三因素模型调整后仍然显著，这与Fang和Peress (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然而，本文发现这种异常收益主要来源于高关注度的股票组合的弱势表现，而不是来自低关注度股票的“未报道信息溢价”，这一点与Fang和Peress (2007)所提出的信息补偿假说相悖，却与基于“有限注意”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设一致。此外，基于公众注意力的异常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引入反转策略组合的四因素模型所吸收，这说明“收益反转”与“过度关注弱势”可能具有相同的行为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