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股权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变过去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否有显著的变化，从而证实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Kim and Verrecchia (2001) 度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中证500指数成分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改后信息披露质量较之股改前整体上有明显的改善，且上市公司之间信息披露质量差异性大大降低，证明了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相关。本文结果证明了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从而证明了公司治理结构显著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本文着眼于独立董事个体视角，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独立董事遭受监管处罚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使用2003-2010 年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处罚数据，我们发现302 人/次的独立董事因虚假陈述而招致监管处罚，但其处罚程度要显著轻于非独立董事。研究还发现，49%的受罚独立董事在处罚年度末之前便已离开涉案公司，但独立董事的提前离职并未降低其日后的处罚程度。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受罚后其担任的董事职位数量有明显下降，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受罚独立董事主动离开高风险上市公司的结果。最后，处罚宣告日前后短窗口内独立董事任职的其他上市公司并未出现明显的股价下跌。

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并购会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并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然而，本文利用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关联并购绩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关联并购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谓的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事实上，真正“先升后降”的是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现阶段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不过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此外，本文还借助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估计了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绩效的作用。

自2006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都是业绩型股权激励。我们发现，这些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行权业绩条件主要集中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净利润增长率（NIG）两项会计业绩指标上，且对它们所要求的业绩水平分别集中在“10%”和 “20%”上，形成了有趣的“10%/20%”现象。这到底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还是从众效应之结果呢？本文通过将行权业绩条件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自身往期、所在行业往期以及推出计划前分析师盈利预测等进行比较后发现，“10%/20%”并非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和合理反映，而是从众效应之结果。本文还发现，这一从众效应与证监会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制及对股权再融资等的长期监管存在一定关联。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相关数据，验证了两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其显著抑制了小规模、弱担保能力公司的过度投资；但并未发现国有化程度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认识。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间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值配比（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与事件研究方法对风险投资参股、风险投资声望及风投参股的股票锁定期解除前后显著的量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中，风险投资并不具备“认证效应”与“逐名效应”，而风险投资参股的上市公司，在锁定期解除后异常成交量与异常收益率更为显著，并且风投机构的累计投资收益率与解禁期股票的异常收益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媒体关注通过行政机构介入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公司透明度的提高，以我国2010-201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我们发现，媒体的负面关注和非负面关注都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且媒体负面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较大；在我国东部地区，媒体负面关注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在我国西部地区，媒体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较小；在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在非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度公司透明度提高影响较小。

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受到监管机构处罚的违规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法律环境、媒体监督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在这些违规样本公司中，上市公司所处法律环境越好，公司的代理成本越低；媒体的负面监督越多，公司的代理成本越低；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媒体监督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不同。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在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法律环境的提高都可以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而媒体监督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却表现出了差异。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可以完善法律环境、加强媒体监督来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