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

  • 详情 专精特新认定与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 详情 全球强制性ESG披露政策与中国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基于中国出口贸易的证据
    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 详情 企业 ESG 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摘 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可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 2009—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的绿色创新效应。从机制分析发现,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从拓展性研究发现,ESG 表现的三个子维度都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且公司治理表现的提升效应最强;ESG 表现不仅提高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还可提升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合作绿色创新绩效。
  • 详情 政策赋能、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 详情 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善待员工吗?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 ESG 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 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 详情 使用机器学习方法预测中国上市公司“漂绿”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创新方法来预测中国上市公司的"漂绿"行为。通过将大型语言模型BERT整合到机器学习框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先进的漂绿预测模型。这种方法能够捕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的环境披露中微妙的语言线索和语义细节,显著提高了识别漂绿的精确度。研究采用了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RandomForest)和随机欠采样算法(RUSBoost),并在三种不同的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基础财务数据集、扩展的Word2Vec环境披露数据集,以及BERT优化的环境披露数据集。结果表明,RUSBoost算法结合BERT调整的环境披露数据在各项评估指标上表现最佳,凸显了先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分析环境披露文本方面的优势。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预测的漂绿指标与ESG评级机构间的评级分歧显著相关,验证了本研究所开发的漂绿变量。本研究为识别和预测企业漂绿行为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基于文本的方法。这一工具对投资者、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捕捉公司的欺骗性环境披露。
  • 详情 外资安全审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 详情 企业债务融资贵的新解释:来自气候灾害冲击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详情 影子银行监管与企业信贷可得性研究——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 详情 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国有经营性质和投资者情绪
    央国企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和国家税收外,还承载着广泛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受行业属性、经营状况和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央国企长期存在市场估值偏低、投资者情绪低迷的问题。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提出与实践,有利于修复当前国企和非国企估值水平割裂的现状,对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股吧文本、股票市场交易和公司股权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提出之后上市公司经营性质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特估”在官方层面正式提出后,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经营性质对个股投资者情绪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该效应在日常消费品、工业和通讯服务三大行业和高市值公司较为明显,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短期滞后性和长期衰减性;(3)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一处理效应可能通过股息偏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中特估”效应定量分析的空白,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对引导市场投资者情绪也有一定的政策和企业决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