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金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绿色金融工具。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债权型工具，本文聚焦于股权投资型绿色基金，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基金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基金对企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显著加快企业低碳转型的进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基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管理层碳关注力、提高绿色投资效率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绿色基金对非国企、规模较小、融资约束更强、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呈现出“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特征。此外，政府型和市场型绿色基金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碳生产率。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绿色基金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长周期考核、尽职免责与长期资金入市等制度安排陆续落地，围绕耐心资本培育的国家制度供给正稳步推进。然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等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耐心资本能否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逆周期投资能力，取决于微观机制是否成立。基于2008-202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与机构投资者持仓明细，本文将耐心资本解构为身份、行为与方向三个维度，以逆势持仓占比与持仓稳定性构建测度，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逆周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方向耐心资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周期低位年发起并购的概率，该结论经置换检验、剔除竞争性解释和以行为口径构造的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提高长期资金在企业机构持股中的占比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持股期间的盈利波动恢复企业的执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集中作用于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且耐心资本在低位期主动增持了随后发起逆周期并购的企业。研究发现为评估耐心资本政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改善企业行为产生声誉治理效应，是评价环境政策微观经济 后果的重要维度。本文以 2012—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声 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声誉风险，经过平行趋势 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排他性检验以及固定效应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提升 ESG 责任表现降低企业声誉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外部审计 监督较强、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环境规制的声誉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声誉风险上升会提高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并对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负向影 响，说明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缓释声誉风险产生融资改善效应和一定的经营改善效应。本文 从声誉风险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企业环境 治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与风险格局，流动性风险作为商业银行核心风险类型之一，其受数字金融冲击的机理亟待厘清。本文基于2020-2025年我国18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对流动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研究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流动性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强化科技监管能力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监管科技手段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成为关键议题。本文聚焦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监管科技的创新应用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企业画像系统有助于交易所增加监管问询的频率和强度，并促使企业及时高效回复，从而有效减少企业坏消息隐匿，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画像系统通过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减少坏消息的生成概率，从而减少坏消息囤积，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画像系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在坏消息隐匿动机更强、信息环境更差以及对监管预期感知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画像系统对企业信息隐匿的抑制，不仅会引发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企业形成乐观一致预期。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在资本市场监管治理中的效能及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三部门联动理论模型，从信贷资源配置视角揭示赋予地方政府正式举债权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在此基础上，以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匹配2010-2022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改革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缓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债改革能够抑制融资平台对信贷资源的刚性挤占，推动信贷资源从融资平台向一般企业重新配置，进而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纾解偿债压力双重路径缓释企业违约风险。对于非国有控股、融资约束较强、短债长用较严重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地方债改革的风险缓释效应更加突出，表明地方债改革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融资主体具有更强边际改善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稳定的实体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参考。

在信息过载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算法驱动的注意力配置机制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是关乎市场信息生态与平台治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20—2025年手工搜集的3693条上市公司相关微博热搜数据及同期全量微博话题数据，系统考察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登上微博热搜后股价同步性显著下降，股价信息含量得到提升。利用热搜竞争排名特征构造的准热搜对照组表明，话题热度相近但未上榜的公司股价同步性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驱动结果的是榜单带来的公共注意力提升，而非事件本身的信息内容或自然讨论热度。基于清朗行动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平台治理能够通过改变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产生溢出影响。渠道分析表明，热搜通过激发投资者主动信息搜寻、提高股票流动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价信息含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热搜主要影响散户投资者交易行为，且非负面内容的热搜能够显著提升价格效率，而负面热搜的作用有限，表明负面情绪冲击可能削弱公共注意力向价格效率的转化。此外，热搜与传统信息中介存在替代关系，其增量价值在传统信息中介覆盖不足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数字平台注意力配置与市场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平台信息治理机制具有政策启示。

宏观经济学长期面临主流模型测算自然利率与实体真实回报显著背离的“利率鸿沟”困境，传统HLW滤波、DSGE等方法在2020年代低增长、高债务环境中已普遍失效。本文基于无套利均衡原理，构建包含家庭、企业、金融中介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自然利率白箱测算公式，提出“自然利率即实体经济长期盈利盈亏平衡线”核心命题，构建与BIS、IMF等国际标准全面衔接的五维债务健康度评价体系。为使盈亏平衡线在经验上可直接观测，本文以同口径利息保障倍数（ICR=规上工业利润/规上工业财务费用）并取得31个省份23个年度的完整面板（其中2010—2024年可加总校验，31省加总与全国值基本一致，15个可比年份中14年比值恰为1.000），以及3944家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检验得出三项发现：投资对利率缺口的响应始终不显著，而对付息安全度的响应稳健为正；付息安全度的效应存在门槛，省级与企业级两个独立样本分别得到3.971与3.905，相差仅0.066，脆弱区内效应约为安全区的3.36倍；此外，在驱动因素排序中，收入与需求始终构成主约束，脆弱区内需求侧的标准化效应约87%，付息线即便被激活也仅约13%。 由此，本文的核心命题确立为：不存在单一、普适的自然利率，存在的是分层约束结构——需求侧为始终起作用的主约束，盈亏线为条件性的次级约束，仅在利息保障倍数低于门槛值时被激活。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即便盈亏线被激活，其作用也显著弱于需求侧，因此它并非可直接用作政策锚的单一基准。据此本文给出三个读数：作为硬天花板的生存底线、作为政策临界点的约束激活线，以及实际政策利率。2024年三者分别为25.8%、6.49%与3.34%。缓冲区间呈两段式变化：2015—2020年平均1.58个百分点，2021—2024年扩大至3.69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为近年降息效果减弱提供了量化解释。

实体经济盈利承压与虚实经济失衡的矛盾持续凸显，本文将产能约束与金融化冲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依托 2010—2025 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多期连续双重差分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系统检验两类结构性因素对工业利润的非线性冲击及盈利缓冲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盈利呈现显著的双阈值突变特征：金融化指数非线性临界阈值为 0.22，突破后利润挤出效应呈非线性放大；产能利用率约束临界阈值为 0.75，低于该值后利润压制效应显著增强，且金融化冲击强度显著高于产能约束。0.22 阈值对应企业财务费用占利润总额的 22%，是付息能力的生死临界点，契合民间融资 2 分息极限、利息保障倍数安全线与监管红色预警线。机制检验发现，阈值突破后金融化通过挤占实业投资、抬升融资成本形成非效率分配冲击，传统产业升级、出口与逆周期政策的缓冲效应全面失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民营企业、传统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更易突破金融化临界阈值，盈利受冲击程度更深。本文为划定金融化监管临界值、防范脱实向虚、提振制造业盈利提供了量化依据与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