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考察了行业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基准结果表明，行业薪酬差距越小，则企业不仅有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被引用数量，而且专利的经济价值更高。本文基于国企“限薪令”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基准模型的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薪酬差距缩小主要通过减少低价值专利的数量而提升了专利经济价值的均值，同时通过鼓励企业协同创新而降低了专利经济价值分布的分散程度。上述促进创新效应在融资约束强、非高技术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管理层压力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确立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量化标准，与该认定直接相关的则是巨大的税收优惠。据此，本文研究减税政策与公司研发操纵的关系，以及研发操纵对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为获得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公司会操纵研发投入以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该现象在民营企业、盈利企业以及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其他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达到或刚刚超过法规门槛的研发操纵公司，其研发投入与公司未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研究表明，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不同，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公司管理层进行研发操纵，最终导致公司研发绩效下降。本文不仅丰富了基于门槛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还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和执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极大争议。本文基于 2008 年 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专利申请数量会显著增加，专利申请质量也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产业政策的减税优惠和政府补助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的创新激励作用却显著减弱。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宣告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公司价值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价值却并未增加。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交战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以往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只能进行宏观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分析，或是只能在微观层 面上进行有限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数据限制，而本文通过将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 行匹配，对超过 300 万条海量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直接检验了对美出口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 响。结果表明，对美国出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且当中美两国处于贸易摩擦时， 受打击的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予以应对，并且该促进效应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存在。另外， 本文不仅限于对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研究，而是纳入到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中进行比较，并首次 发现不同国别和地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文中运用 PSM、动态 DID 模型、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印证了 一个事实，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在困境中坚持不懈、追求创 新的结果，中国企业的韧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此展现。本研究将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政策制 定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政府补助是激励绿色技术投资的常用手段。我们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发现，有关政府补助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会抑制政策的预期效果。我们的识别基于能影响官方空气质量文本的外生天气变化，因为政府补助的分配依赖于之。我们发现，在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政府补助波动较大的城市里，公司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专利申请、研发人员都更少，特别是采矿业、制造业、绿色技术产业。本文认为政策稳定性能鼓励长期绿色技术投资，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