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评价基金业绩是满足培育一流投资机构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基于传统资产定价方法所构造的因子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高维特征决定基金业绩的市场环境。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前沿的工具主成分分析法，从28个与基金业绩有关的特征中提取出隐性定价因子。本文发现，五因子隐性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业绩的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内分别达到了81.85%和99.82%，这一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外分别为79.53%和99.74%。本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的解释力从整体、时序、截面和相对误差每个角度都优于传统的显性因子模型。在识别隐性因子过程中，基金持仓股票的市值、换手率、营业利润、过往表现和基金过往业绩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隐性因子部分的定价能力同通货膨胀率、国债利率、宏观杠杆率、股债市场流动性和工业生产不确定性等常见的宏观周期波动有关。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应当利用大数据多元化基金业绩度量体系，以优化散户投资者基金资产配置效率。

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落地，上市公司股份权责日渐规范，围绕公司股份所出现的权益融资、股权质押等操作日渐频繁，因而股权质押的相关理论研究的意义也愈加重大。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行为金融学中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通过大股东增持后的业绩改善情况衡量过度自信，研究过度自信倾向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对于股权质押的选择、股权质押的频率和累计股权质押比率均有正向影响，而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也会越倾向于股权质押，并且质押比率会越高。通过对股权质押样本的平仓风险进行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股权质押中的平仓风险会越大。

“双碳”政策背景下，ESG 投资已成为主流投资机构的重要策略。文章基于基金持股来评估基金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的程度，以探究 ESG 基金是否比传统基金具备更好的 ESG 表现。结果表明：(1)与传统基金相比，ESG 基金的 ESG 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ESG 基金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2) 业绩排名压力和缺乏外部监督可能是导致 ESG 基金“言行不一”的原因，而 ESG 基金“言行一致”主要由组织价值观驱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 基金能吸引市场上更多的资金流量。但投资者仅被基金外在的 ESG 标签吸引，未能区分基金在 ESG 表现上的差异。而获得更多资金流量的 ESG 基金并不能创造更好的超额收益。文章主要结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体系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截止 2022 年 1 月，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 25 万亿，基金数量已超过 9000支。虽然管理资产规模只有美国公募基金行业的 1/9，但中国基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表现出强烈的发行新基金偏好。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在基金发行中的巨大渠道优势以及对于基金托管业务的重视。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银行客户群，在不同银行发行新基金并托管是一个重要手段。过度发行基金造成权益类基金经理平均管理 2.6 支基金。比较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新老基金，我们发现新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优于老基金 1.5%-2%。当一个基金经理发行了新基金后，其管理的老基金表现出现下降。由于新基金的资金流入更加依赖其近期表现，因此基金经理有更强动机提升新基金业绩。我们的发现对于规范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依据。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本文以借壳上市为研究场景，讨论和度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样本，借壳上市企业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三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上升约 39.72%，分歧度上升约 35.29%。进一步研究发现，失去业绩承诺信息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共信息含量下降，但私有信息含量没有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频率上升，但并未影响分析师的企业调研行为。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在业绩承诺存续期内缺乏有用性，仅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引起了投资者更强烈的市场反应。总体而言，公共信息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师在失去重要的公共信息后未能通过私有信息加以弥补。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分析师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