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创新方法来预测中国上市公司的"漂绿"行为。通过将大型语言模型BERT整合到机器学习框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先进的漂绿预测模型。这种方法能够捕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的环境披露中微妙的语言线索和语义细节，显著提高了识别漂绿的精确度。研究采用了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RandomForest）和随机欠采样算法（RUSBoost），并在三种不同的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基础财务数据集、扩展的Word2Vec环境披露数据集，以及BERT优化的环境披露数据集。结果表明，RUSBoost算法结合BERT调整的环境披露数据在各项评估指标上表现最佳，凸显了先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分析环境披露文本方面的优势。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预测的漂绿指标与ESG评级机构间的评级分歧显著相关，验证了本研究所开发的漂绿变量。本研究为识别和预测企业漂绿行为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基于文本的方法。这一工具对投资者、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捕捉公司的欺骗性环境披露。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资本跨地区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和数字化资本投入等方式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流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竞争行业中更显著；同时,母子公司处于同一个城市群内部或母公司位于较大的城市时,这一促进效应也将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各项交易费用、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等途径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本地投资并不存在显著挤出效应,且跨地区投资增加了母公司利润,但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加强。文章的研究为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微观路径。

对于参与国际循环而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何在？依托大国市场优势构建国内供应链,将对中国企业进口议价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文章通过综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Wind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及其进口议价能力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2）国内供应链的构建有效增强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该影响在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民营企业、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及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中的表现尤为显著。（3）进口替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供应链促进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4）相对于省内供应链,突破本地市场边界的区域内供应链、跨区域供应链、全国供应链的构建,对于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章研究表明,以国内供应链构建进一步增强企业进口议价能力,应加快内资企业成长,培育国内供应链“链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升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加快国内产业梯度转移。

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O2ETS)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获取 2007年至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采用滞后型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经过一系列稳健型检验，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我们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金融化：信息不对称和企业投资机会。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金融的抑制效果更大。本文得到结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减少 CO2 排放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双赢局面。

本文首先基于竞争中性原则的概念，从政府补贴、税收负担、融资优势、回报率四个方面构建中国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指标，从产品市场规则角度衡量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地国家竞争政策的中性水平。然后，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政策对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内外部合法性构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竞争优势对于上市公司发起跨国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企业享有的融资优势与回报率优势的影响尤为显著。但是，竞争优势对企业跨国并购外部合法性的影响在所有制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相对于民营企业，当国有企业享有竞争优势，特别是补助优势时，会显著抑制其跨国并购交易外部合法性构建。而且，东道国竞争政策中性水平越高，企业享有的竞争优势对外部合法性构建的抑制作用也将越强。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 CEO 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 CEO 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 U 型关系。首先，当CEO 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 CEO 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对企业提高生产率、优化劳动力结构方面有重要影响。本文收集了 2007-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和专利文本信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过程。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企业会提高劳动力总数，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技术型董事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地区以及拥有较大政府支持力度的地区中更显著。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加深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和认知，并在企业和政策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