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有效性和股市泡沫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话题，市场有效性和股市泡沫是一体两面，既互相联系又彼此对立。本文回顾了有效市场假说（EMH）的理论，并基于剩余收益模型（RIM）方法，以A股市场为例对中国A股市场的内在价值、股市泡沫率进行了分析与衡量。A股历史泡沫率的中位数超过20%，在2001-2019年的统计期内A股绝大多数时间处于高估的状态；在过去的30年发展中，中国股市还为构建具有高效纠错的市场机制，其中有“政策市”等人为干预的因素，使得市场价格长期以来偏离企业内在价值。从投资的角度，A股历史泡沫率与未来5年投资收益率（CAGR）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本文对A股泡沫空间的测量与市场有效性的探讨，对于构建更具效率的A股市场具有参考价值。

尽管中国股票市场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 A 股却经常被人诟病为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股票质押为切入口，创新性地构建了“股票质押融资规模”变量，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检验、匹配样本回归等多种方法，作者对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进而对“A 股脱钩论”进行解答。稳健性的实证结果表示，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股票质押融资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公司投资增加 3.6%个标准差。影响渠道方面，股票质押融资通过“信息渠道”而非“外部融资约束渠道”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打破了“A 股脱钩论”，而且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监管层对股票质押融资受困企业进行纾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生产网络带来的间接影响。从一个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由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的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80%的部分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而美元的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65%的部分是网络影响。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到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

动量因子是资本市场上表现最为稳健强劲的投资因子之一，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和债市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我国股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6 个月，债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12 个月，并且股市和债市之间存在动量溢出效应，股市持续上涨对债券价格有负面影响，而债市持续上涨对股票价格影响则是正面的。基于动量溢出效应构建的跨资产动量组合收益高于传统动量组合，风险对冲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两个市场间的动量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在股市动量传导至债市渠道上，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中介作用，该作用在股市牛市期间显著，而在股市熊市期间不显著，在债市动量传导至股市渠道上，股市融资机制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拓展了国内动量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制定科学投资策略，为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依据。

本文以 2014 年底至 2015 年八次降息降准事件为自然实验，针对 A 股市场全部 2821 支股票， 研究股市震荡中的信息泄露和市场反应。实证表明，降息降准信息发布前一天，开盘价收益率、每笔 成交量和知情交易比例显著提高，波动率和成交笔数显著下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以及降息降准直 接利好的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股票，其知情交易比例显著提高。进一步，降息降准信息发布 前一天，每笔大单的规模和总大单数量显著提高，大单与小单的知情交易比例都显著高于正常日，且 小单的知情交易比例在最后交易时段逐渐与大单接近。本文结果意味着此次股市激荡中宏观调控信息 的泄露是普遍存在的，知情的机构投资者更早得知泄露信息并用于买卖相关股票获得收益，并在统计 意义下先向其他机构投资者，然后是向散户扩散。

中国股市的诞生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往往会出现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如果没有股市，改革开放在一定层面的推进是难以想象的。从股市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有价值的成功经验，如在边干边学中推进制度供给、不纠缠于具体的技术操作之争等。这些经验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映射。

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在传统文献中仍需进一步厘清，本文采用随机折现因子的 方法构建了SDF‐LCAPM 模型，将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分为两个：第一个渠道是股票 自身的流动性特征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第二个渠道为流动性是系统风险的组成部分，影响股 票的收益。SDF‐LCAPM 模型提出了将流动性影响资产收益的两个渠道联接的框架，并解开了 流动性的波动性与资产收益负向关系之谜，解释了系统流动性与股票收益率对市场流动性的 敏感度不被定价可能的原因，还发现了流动性与资产收益的协方差在资产定价中有重要的作 用。根据SDF‐LCAPM 模型我们实证发现，不同类型的股票流动性特征和流动性风险对收益 率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这一发现可为投资者流动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除此而外， SDF‐LCAPM 模型应用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Sharpe 比率，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