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但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手工收集并人工判别每家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情况的基础上，以 2011—2019 年间 334 家区域性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 PSM-DID 模型，实证考察了合作模式对商业银行的经济后果，给出了支持委托代理观点的证据：合作总体上会降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提高不良贷款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结合合作双方特征和业务与技术合作的对比分析，针对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作为代理方的科技公司能够自营贷款业务或同时与多家银行合作时，或者当委托银行的金融科技实力或话语权较弱时，委托代理问题及其负面影响更明显；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以联合贷为代表的业务合作中，而能够显著提升银行金融科技能力的技术合作对银行经营表现并无负面影响。本文不仅立足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独特情境，拓展了金融中介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为科学评价商业银行选择不同模式发展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和为监管层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着长期合作关系时，上游企业可以根据下游企业的表现调整未来商业信用成本从而控制下游企业的债务代理问题。商业信用缓解了银行信用在控制下游企业债务代理问题时的困难，从而有助于减轻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商业信用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成为特殊的信用中介，即上游企业可以更容易的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将资金借给下游企业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本文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当企业债务代理成本提高时，企业获取的银行信用会降低，而获取的商业信用在增加，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下降。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特征差异对期权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企业产权性质也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实现了高管的股票期权回报。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活动的相关研究，对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

审计师选择是审计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首次研究了国有股东在中国A 股IPO 市场审计师选择行为及其具体动机。我们发现，国有股东不太愿意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其 原因既不是因为高质量的审计师有更强的能力限制国有股东或管理者的代理问题，又不是因 为国有股东可以代替高质量的审计师在降低IPO 融资成本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因为国有 股东可以替代高质量审计师的保险作用，而是因为国有股东会损害高质量审计师声誉机制的 发挥，进而损害了其在降低IPO 融资成本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对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关于中 国A 股市场审计师选择行为和审计师声誉机制作用发挥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摘要：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6年发生并购活动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讨了并购长期绩效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并购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高管持股并没有缓解代理问题，对并购长期绩效呈负面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并购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对并购后第一年和第三年并购长期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第二年（2008）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总的来说，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并购绩效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