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在研究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时均采用的是线性模型。然而，在不同的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的价格传递是不对称的，那么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四个假设，并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对其进行了验证。结论如下：（1）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存在着门限效应。（2）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口的影响存在着门限效应。（3）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净额的影响存在着门限效应。不同的波动幅度下，进出口汇率弹性的绝对值之和是不同的。（4）汇率波动对Marshall-Lerner条件是否成立的影响不存在门限效应，进出口汇率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始终小于1。对于本文的结论，我们还进行了解释。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普遍认为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合适，选择汇率制 度合作来化解单边选择的多种汇率制无法实现汇率稳定的困境是当前东亚国家经济合作的 重点。本文利用动态OLS 方法对中日韩三国的汇率价格传导效应进行分析比较，估计结果 发现三个国家的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导效应大于对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效应，并且由于汇率制 度的差别中国的汇率价格传导效应要大于日本和韩国；而随着各国经济环境的好转汇率的价 格传导效应有逐渐减小的趋势。所以为了保持稳定汇率而采取盯住双重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 更符合东亚汇率制度合作的选择。

本文研究的是日本进入浮动汇率以来日元汇率对出口价格的传递率及其特征。通过建立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日本进入浮动汇率的33年来，日元汇率的短期和长期出口价格传递率分别为-0.4956和-0.6583，日元汇率升值幅度越大，其出口价格传递率越高；日元汇率对出口价格的短期传递率呈现下降趋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批发物价对同行业的出口价格没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