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行业同群效应及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对企业业绩 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在中国市场中显著存在。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除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创新的同群 效应通过行业竞争压力使企业需要做出与同群企业类似的创新决策以维持竞争优势，降低风 险。进一步基于“业绩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我们发现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者关注会 显著影响创新的同群效应。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产权属性和盈利能力 均会对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我们证明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能够 对企业业绩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达到了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 的目的，也暗示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更可能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盲目跟风。

各界都比较关注创投机构的增值功能，但少有人深入研究到底是创投提升了企业业绩还是发现了企业业绩并选择了企业。本文首先分析了创投与被投资企业业绩间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然后用工具变量法和滞后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分别检验创投机构对企业业绩的筛选功能和增值作用。以深圳创业板2009-2011年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显示，创投机构的投资和持股因素在各种模型检验中都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业绩对创投投资概率的影响不明显；多种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有创投支持的企业其综合业绩、长期业绩均值以及创投投资前的业绩都比无创投支持的企业差。

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了我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业绩变化及其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后集团成员公司的业绩出现显著的下降，与配比公司相比，成立财务公司的成员企业业绩差于未成立财务公司的集团成员企业，但成立财务公司集团成员企业的业绩变化比后者变化平稳。本研究指出，掏空理论能够解释我国集团企业成立财务公司后成员企业业绩下降。对于成员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企业的成长性越高，成员企业的业绩减少的越快，同时，成员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抑制掏空。

本文以2006-2010年深圳中小板上市的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对其支持企业的IPO抑价以及上市后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风险投资声誉对IPO抑价无显著影响，但是低声誉的风险投资存在着过早将所支持企业推向IPO市场的动机；其次，风险投资声誉与被投资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两种类型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均出现了下滑，股票的收益情况也差于大盘，但是高声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业绩下滑程度更小，股市回报也相对较好。

本文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政府补助的情况，并检验了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其薪酬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补助会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并显著扩大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增长幅度，从而使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该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时支付了更高的高管薪酬，导致其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在社会再分配中起到对初级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初级分配的不公平。本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反映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更细致的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其过程和效果对今后的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和经济后果两方面进行考察，系统地评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的研究，本文分别从股改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股改补偿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股改补偿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则分别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水平、企业业绩水平、信息披露水平三方面的影响，以及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东解禁和减持时的市场反应和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考察。在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边际递减效应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作用逻辑，而后选择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发现并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国有企业经理薪酬水平的上升，增强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保护、经理政治背景和政府控制级别影响了市场力量塑造国有企业薪酬契约的能力。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T

本文主要考察公司业绩组合、公司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季报披露时间的信息内涵。实证研究显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这可能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