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展直接融资是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最有效办法，14亿人口大国的直接融资要想做大和可持续，必须让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机构做风险投资，创造条件让那些没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普通群众去做不需要识别风险的业务。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没有多少风险识别能力，实践一再证明，让他们都搞互联网金融、炒股，以此将居民存款转换为企业长期投资，不但化解不了融资难融资贵，反而会带来问题。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培养出了很多有竞争力的优质大企业，完全可以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将它们识别出来，建立优质企业债券池，容许稳健诚信经营的优质大企业绕开金融机构在优质企业债券池里直接对居民按章发债。居民通过银行储蓄账户直接限额购买，利息按天支付，将居民活期存款转化为对优质企业的直接投资。此举解决了近些年金融市场参与者角色系统性错位问题，风险可控，可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居民收入。 很多央企，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动、华能国际、四大行等；经营模式可持续，稳健、诚信而优质，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可是它们却只能向海内外金融机构借贷，融资成本高昂。单单中石油中石化贷款余额近两万亿，每年资金利息成本上千亿。如果国家建立优质企业债券池，将现有稳健诚信经营的优质大企业借贷余额的一半左右，用居民活期存款置换下来，单单中石油中石化每年可降低利息成本400亿以上，而居民每1万亿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将由现在的35亿增加到2-3百亿。此举对国家、企业和居民都有好处；当然金融机构利润将下降，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将或多或少下降。

国内银行融资市场中金融约束政策所创造的租金主要来自于低利率导致的居民储蓄存款中利息收入的损失。本文提出三种不同的租金规模测算思路，分别基于加权的企业债券票面利率、基于扩展的泰勒规则以及基于通货膨胀税的视角等三种不同的方法对租金规模进行测算，同时对三种方法的可行性进行比较分析。数据证明，低利率政策所创租金的规模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对于债券定价的各类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关于定价和利差的解释，国内外研究集中在违约风险（反映为信用利差）和流动性风险（反映为流动性利差）方面。国内银行间企业类债券市场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存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制和发改委审批制两大体系，发行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投融资平台。限于发展时间较短，历史市场价格和违约数据积累不足，给研究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 本文以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类债券收益率=同期限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其他因素（例如税收利差）”的分析范式。在一级市场，本文发现：1、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指导定价”是发行利率的决定性因素；2、债券种类和结构会影响债券发行利率，企业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同评级债券，但债券回售和赎回条款未被有效定价。在二级市场，本文选取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对3-5年中期票据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为：1、国内中期票据收益率大部分可以由无风险利率和信用评级所解释，税收因素也在债券交易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3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2.5bps；5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5bps；3、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能被无风险利率收益率变动解释的程度要高于低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4、宏观资金面紧张时，企业类债券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倾向于上升。本文还选取了铁道部发行债券作为实际案例，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铁道债的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以及财税支持行动的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两点意见：1、抓住金融脱媒机遇，大力布局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业务；2.发展银行间做市业务和定价模型，提升交易和销售能力。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的约束结果？本文以1998-2009年之间我国非金融企业新增的3053笔债券和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运用PROBIT计量方法，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是趋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还是银行贷款，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券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补偿问题，讨论了国债市场内部不同债券之间的“流动性转移”（Flight-to-liquidity）行为以及国债与企业债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流动性转移”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流动性显著影响我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我国国债市场上，国债市场内部不同债券之间的“流动性转移”行为显著，当投资者发现债券的流动性变差时，将在国债市场范围内选择流动性好的债券进行投资转移；国债市场与企业债券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流动性转移”行为比较微弱。

利率环境的市场化是企业债券品种设计创新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企业债券利率环境市场化程度正日益加深，企业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开始更大程度地受到国债市场利率变动的引导。但是，一方面由于国债市场流动性缺陷及期限结构不完整，影响了统一，准确的债券收益率曲线的形成，造成有效基准利率的缺失；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我国企业债券收益率不能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变动关系和不同企业的风险差异，也难与国债利率形成稳定的基准依据关系，导致目前企业债券定价机制的较为僵化，甚至出现利差“倒挂”现象。因此，坚定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将是优化企业债券利率环境，促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和品种创新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利率环境的市场化是企业债券品种设计创新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企业债券利率环境市场化程度正日益加深，企业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开始更大程度地受到国债市场利率变动的引导。但是，一方面由于国债市场流动性缺陷及期限结构不完整，影响了统一，准确的债券收益率曲线的形成，造成有效基准利率的缺失；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我国企业债券收益率不能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变动关系和不同企业的风险差异，也难与国债利率形成稳定的基准依据关系，导致目前企业债券定价机制的较为僵化，甚至出现利差“倒挂”现象。因此，坚定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将是优化企业债券利率环境，促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和品种创新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