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体系（ETS）通过市场机制以缓解碳排放问题，但是同时也会给相关企业增加额外的成本。自2005年欧盟ETS运行以来，各国ETS的推行对企业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亟待深入探讨。本文以BVD-Zephyr全球企业并购数据库在2002-2019年间超过18万个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分别从跨境并购数量和跨境并购财务表现两个方面检验了东道国ETS实施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及其渠道。实证结果显示，ETS实施导致东道国的跨境并购交易规模显著减少，表明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会采取规避行为，从而可能造成潜在的碳泄漏。此外，ETS的实施会降低通过跨境并购进入东道国企业的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ETS推行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碳密集型行业往往承担更高的成本，从而受到更大的冲击；而ETS实施所带来的风险则可能是影响企业决策和财务绩效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气候变化的实际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为那些已经引入ETS、或者计划引入更严格气候政策的国家提供了决策参考。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特征差异对期权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企业产权性质也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实现了高管的股票期权回报。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活动的相关研究，对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之后，如何“识才”、“用才”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本文手工整理2002-2015年共计3730位公司CEO的详细个人简历信息，构建高管“通才指数”，研究CEO通才指数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及并购绩效。研究发现：（1）相比单纯职业经历的CEO（专才型CEO）而言，复合职业经历的CEO（通才型CEO）更擅长主导并购活动——通才型CEO发起的并购活动更为频繁，该结论在通过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模型、PSM样本回归、考察CEO变更事件、通才指数的不同构建方法、控制CEO天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通才型CEO所开展的跨行业和跨地域并购更为频繁，且更多地涉及其过去任职过的行业或地域。（3）通才型CEO主导的并购活动可以获得更好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绩效，这主要源自通才型CEO在并购完成后吸纳了更多的金融机构股东、强化了银企关系并聘用了更多具有政治关系的独立董事。进一步研究发现：通才型CEO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偏好，促使其敢于发起包括企业并购在内的高风险决策。这些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高管个人工作经历如何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选才、用才，以提高企业并购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模块化及其创新是导致信息产业竞争激烈的根本原因，高强度竞争迫使企业采取兼并战略。基于模块化特征，本文建立模块化产品市场竞争模型和强强企业兼并与弱弱企业兼并之间的兼并期权博弈模型，研究模块创新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和并购浪潮产生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块化产品创新的持续性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频发，而模块化系统中重要模块的技术进步周期是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浪潮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结论从技术层面为第五、六次并购浪潮中IT产业并购的集中爆发提供了合理解释。

以中国制度环境为背景，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收购与反收购动机。通过构建 企业收购与反收购模型，考察了管理者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并购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 如果政府干预补偿了管理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越有动机进行反收购；如果 政府干预降低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没有反收购动机。模型还发现管理者持股 比率、公司规模、自然世界状态均对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影响。

本文旨在运用产业周期理论解释多样化并购溢价之谜。企业多样化并购是否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一的问题。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从1998年到2004年发生的749个并购样本，运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了处于不同产业周期阶段、不同并购类型的并购绩效。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即企业并购绩效的优劣不仅取决于并购类型，而且还一与并购双方的产业周期有关，从而部分解答了企业多样化并购溢价之谜。

风险投资的成功必须依赖于良好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理论的发展和风险资本市场的完善使得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创新成为必然趋势，从而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从目前各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来看，首次公开发行（IPO）和企业并购（M&A）已经成为风险投资最主要的两种退出方式。本文以上述两种方式的比较为主线，试图对风险投资的退出绩效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西方经典企业并购理论可主要归结为使总价值增加的效率理论、自大理论、代理问题和再分配理论。为检验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分别采用会计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年发生的85起控制权转让案和2002年55起重大资产重组案的并购绩效进行了全面分析，兼顾了并购绩效产生所需的时间因素和实证研究的实效性，从而揭示中国企业并购之动机及其绩效。研究表明，并购重组给目标企业带来了收益，其CAR为24.502%，超过20%的国际水平；而收购企业收益不大且缺乏持续性。同时本文结合个案分析补充大样本研究的不足，得出并购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适用性。最后，本文从并购动机、并购方式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并购失败率高的原因。

企业并购渐行渐近，与之相随的并购理论则是百家争鸣。基于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并购动机与绩效的各种西方企业并购理论，本文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企业并购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并购不仅会对宏观的社会资源配置、供给需求等产生积极影响，而且有利于中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以及微观上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结合我国现实，企业并购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企改革、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主流。最后，简要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表明，中国的企业并购必将迎来灿烂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