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部各地交错实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为背景，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企 业创新的真实效应。结果表明，西部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 并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企业中，高 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西部企业中高级人才(研 发、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在政策实施后显著增加。这与本文基于知识 基础观的预测一致，即西部各地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高级人才的流入，这种人力资 本的再分配使创新性知识向西部转移和溢出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本文尝试打开了制度因素 影响企业创新的“黑箱”，为西部各级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改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稀缺的现状， 促进西部整体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参考。

风险投资企业绩效受政府背景影响视市场化进程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论文通过风险企业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企业董事会政府背景强度及深度三个维度，刻画了风险投资企业政府背景，以2006年至2010年包括创业板在内的575家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政府背景、市场化进程与风险投资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无论是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现实业绩还是Tobin Q值衡量企业成长价值，高管政府背景都对风险投资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2）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管政府背景对风险投资企业绩效影响更显著。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并购会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并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然而，本文利用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关联并购绩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关联并购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谓的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事实上，真正“先升后降”的是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现阶段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不过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此外，本文还借助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估计了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绩效的作用。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并购会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并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然而，本文利用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关联并购绩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关联并购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谓的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事实上，真正“先升后降”的是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现阶段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不过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此外，本文还借助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估计了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绩效的作用。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并购会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并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然而，本文利用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关联并购绩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关联并购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谓的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事实上，真正“先升后降”的是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现阶段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不过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此外，本文还借助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估计了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绩效的作用。

本文研究了在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怎样的影响。在研究中排除了行业因素影响，改进了财务绩效的度量方法，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承担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后分别会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本文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 18 个会计指标进行降维打分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同时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打分度量，将所得数据进行 OLS回归分析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当期财务绩效，但长期来看会使之提升，且前期有较好财务状况的企业会倾向于在下一期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很多非房地产类的企业纷纷投 身房地产投资。这一现象引起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图采用 严谨的计量方法回答两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非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房 地产投资会损害公司绩效吗？本文的研究首先发现，Q值越低、规模越小、短期盈利 越高、杠杆率越高、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可能进入房地产。本文进一步运用倍差 分匹配（difference-in-difference matching estimator）的方法估计房地产投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投资并不损害企业绩效。

管理层的激励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在构建管理层和总经理隐性激励的相关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总经理初始身份控制下的回归模型，研究相关指标和企业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管理层平均年龄、任职年限、教育程度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年龄、学历、外部聘请、创始人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更换工作单位次数、总经理任职情况、任职年限和企业绩效负相关，支持“管理权力论”假说。重要的是，不同初始身份的总经理，所看重的激励是不同的。

企业中，管理层和总经理的行为对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针对隐性激励构建相应的管理层和总经理指标体系，并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类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企业隐性激励和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的隐性激励指标对绩效的作用效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时，规模和国有股比例指标对不同上市公司的作用效果是类似的，从管理权理论假说的角度来看，管理者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任职年限，而非总经理任职情况。

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是否能够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正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寻租假设，即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来俘获掌握着财政补贴支配权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而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收入；在制度约束弱的地区，这种寻租行为更加盛行。就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支出会导致整个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