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金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绿色金融工具。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债权型工具，本文聚焦于股权投资型绿色基金，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基金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基金对企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显著加快企业低碳转型的进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基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管理层碳关注力、提高绿色投资效率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绿色基金对非国企、规模较小、融资约束更强、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呈现出“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特征。此外，政府型和市场型绿色基金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碳生产率。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绿色基金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具有显著状态依赖特征，其强度和路径随经济周期、金融条件与市场预期动态调整。本文结合叙事符号约束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与平滑迁移局部投影(ST-LP)，基于2006年3月至2025年12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识别外生货币政策冲击，考察不同周期阶段的非对称传导效应，并从利率、信用和预期渠道分析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经济周期非对称效应，相比扩张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收缩期对产出和通胀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冲击初期存在时滞；第二，利率渠道在两种状态下均有效传导，收缩期宽松政策能推动信用扩张，但信用利差未同步收窄；第三，预期渠道主体分化，企业信心在收缩期明显改善并与产出修复呼应，消费者信心响应较弱。这为完善逆周期宏观调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门槛，但低门槛、高传播的数字舆论监督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企业绿色转型的治理作用仍有待检验。本文以自媒体作为数字舆论监督的典型代表，基于第三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32万余篇文章，构建自媒体关注度及其内容特征指标，系统考察了数字舆论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媒体关注虽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但未同步提升专利质量，形成了明显的“量质分化”。机制检验表明，自媒体通过提高分析师研报覆盖和投资者互动关注强化了资本市场外部监督强度，但企业主要以更积极的环保表述和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作出回应，并未转化为环保投资增加和污染排放改善，呈现明显的“言过于行”。上述效应在外部关注压力更强、管理层短期化倾向更明显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也主要由聚焦绿色议题、持续跟踪且语调积极的报道所触发。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媒体与分析师、传统新闻媒体能够形成互补效应；由数字舆论监督驱动的绿色专利扩张虽能改善第三方环境评价，却受到资本市场的估值折价。本文结论为完善自媒体治理、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转型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长周期考核、尽职免责与长期资金入市等制度安排陆续落地，围绕耐心资本培育的国家制度供给正稳步推进。然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等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耐心资本能否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逆周期投资能力，取决于微观机制是否成立。基于2008-202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与机构投资者持仓明细，本文将耐心资本解构为身份、行为与方向三个维度，以逆势持仓占比与持仓稳定性构建测度，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逆周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方向耐心资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周期低位年发起并购的概率，该结论经置换检验、剔除竞争性解释和以行为口径构造的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提高长期资金在企业机构持股中的占比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持股期间的盈利波动恢复企业的执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集中作用于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且耐心资本在低位期主动增持了随后发起逆周期并购的企业。研究发现为评估耐心资本政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改善企业行为产生声誉治理效应，是评价环境政策微观经济 后果的重要维度。本文以 2012—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声 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声誉风险，经过平行趋势 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排他性检验以及固定效应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提升 ESG 责任表现降低企业声誉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外部审计 监督较强、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环境规制的声誉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声誉风险上升会提高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并对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负向影 响，说明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缓释声誉风险产生融资改善效应和一定的经营改善效应。本文 从声誉风险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企业环境 治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支付影子债务利息与到期本金时，资金从借款企业活期存款账户划出，进入金融机构负债端的定期存款、理财产品及同业资产账户，继续以准货币形态沉淀于M2内部。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显示，理财产品投资资产中非标债权占比仅5.4%，超过80%的资金配置于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等标准化资产，短期内不会回流实体交易账户。付息期内M2总量保持刚性，M1/M2比值对影子银行滞后效应的识别灵敏度被系统性压缩，这一结构性测量偏误被界定为分母刚性遮蔽效应。围绕该发现，区分当期信用创造与滞后存量付息摩擦两类时序效应，嵌入土地财政与城投预算软约束的制度逻辑，提出影子银行货币搬运假说。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强化科技监管能力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监管科技手段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成为关键议题。本文聚焦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监管科技的创新应用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企业画像系统有助于交易所增加监管问询的频率和强度，并促使企业及时高效回复，从而有效减少企业坏消息隐匿，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画像系统通过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减少坏消息的生成概率，从而减少坏消息囤积，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画像系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在坏消息隐匿动机更强、信息环境更差以及对监管预期感知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画像系统对企业信息隐匿的抑制，不仅会引发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企业形成乐观一致预期。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在资本市场监管治理中的效能及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15年MLF常态化运作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转向抵押品本位框架，十年期国债利率出现"加息灵敏联动、降息单边钝化"的非对称阻滞特征。本文构建四部门DSGE模型，匹配2006—2024年宏观月度面板与银企微观面板，综合运用NARDL、Bootstrap链式中介、内生门限回归等方法开展实证检验，并引入美、德、法、日四国构建跨国安慰剂对照。研究发现：不动产抵押框架通过存量M2锁定与银行负债淤积两条渠道推高M1-M2剪刀差，货币分层是降息传导受阻的核心中介闸门；2015年制度切换引发传导结构永久性塑性跳变，短端利率始终维持对称。微观面板验证了银行信贷配置倾斜与企业活期调整两类底层行为，跨国安慰剂检验证实长端钝化并非间接融资体系共性特征，而是不动产抵押货币制度的独有摩擦。本文据此提出短期逆周期调控与中长期多元抵押锚建设分层方案。

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2 年起持续下行，学界对其潜在增速的判断长期存在分歧。本文基于2005Q1—2025Q4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季度面板数据，构建“双场景 + 双红利 + 双约束”统一分析框架，系统检验不同经济循环模式下的增长约束机制。对比多种计量方法的稳健性后，采用工具变量法、多期 DID、中介效应、滚动窗口门槛回归、反事实模拟及异质性企业 DSGE 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得到三项核心结论。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清晰的四阶段演化特征，外需主导期与内需主导期的约束机制存在本质差异；仅在外需主导阶段，美元M2增速与GDP增速存在显著倒 U 型关系，7%—10%为最优黄金区间。第二，3.30% 实际融资利率与零边际利润率双重约束严格锁定内需主导期增长，一旦进入“越投越亏”区间，GDP增速将出现断崖式回落。第三，现有研究关于潜在增速的分歧，本质是无条件收敛假说与有条件收敛假说的视角差异。本文拓展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收敛理论，构建的双场景双约束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