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银发经济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战略领域。在物质生活基本保障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推动了一个涵盖文旅、教育、娱乐、数字内容等多维度的新兴消费市场迅猛发展。然而，该市场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供给结构失衡、产品质量参差、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数字鸿沟加深等多重风险。本文立足于风险管理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逻辑推演等方法，系统性地识别并剖析了当前我国老年人精神文化消费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供给端的同质化与低质化风险、消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决策风险、权益受损后的救济渠道不畅风险、技术快速迭代下的适应与安全风险，以及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带来的可持续性风险。研究发现，这些风险的形成是政策制度、市场机制、社会文化及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尝试构建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的风险管理策略体系：在政策层面，倡导制定专项发展规划与行业标准；在市场层面，激励产品创新与构建信用评价机制；在技术层面，推动适老化改造与强化数据安全；在社会层面，完善社区支持网络与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在个体与家庭层面，着力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与风险防范意识。本研究旨在为引导银发经济健康发展、切实保障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其精神文化生活品质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企业并购活动在推动产业升级和资源优化中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购的复杂性和合规要求随之提升，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面临的合规与诉讼风险也逐渐增加。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有效缓解并购风险及增强决策科学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主并方完成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提升长期并购财务表现，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增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正向作用，而当管理层过度自信时，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放大激进决策的负面效应。机制分析进一步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公司治理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了并购整合效果。异质性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国有企业、关联并购和高风险并购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壮大耐心资本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其对企业自身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潜在的外部溢出效应。本文基于耐心资本投资是否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使用2003—2023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推动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投资可以缓解其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约束，且当供应链上企业之间依赖关系越强、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能力越弱时，供应链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揭示，耐心资本通过资本成本效应（提升供应商应收账款周转效率）与信用扩张效应（提高客户信用贷款比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链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投资效率和创新水平。本文结论为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伴随着老年人对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养老金融已经从理念推向行动，成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立足人口老龄化视域，结合当前养老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探讨了养老金融从理念 到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举措。首先梳理了养老金融的内涵意蕴，创新性归纳出养老 金融的宏观论、微观论和组合论，并阐述了养老金融的“产业属性”“事业属性”及其 蕴含的特殊使命和时代价值。其次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展养老金融的驱动因素， 揭示了养老金融在应对潜在供养风险、老年抚养风险、养老金缺口风险以及推动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驱动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分别提出养 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老年人金融参与环 境，包括以法治为根本的推动养老金融顶层设计、以市场为核心的释放政府综合协调 作用、以监管促协调的推动养老金融有序发展；立足全生命周期，分阶段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水平，包括注重基础教育的引领作用、重点提升中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 从正反两方面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教育等；多渠道提高收入，打破养老金融参与的流动 性约束，包括提高退休群体收入水平、拓宽老年人增收渠道、盘活老年人“僵尸资 产”等。

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传统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行为金融的纠偏是否有助于缓解非效率投资。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行为金融纠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尤其是控制了公司战略选择这一潜在解释因素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改善管理层非理性行为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优化和行为纠偏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分析未发现人工智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证据，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与局限性。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文献，也为优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壮大耐心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研究探讨由耐心资本形成的共同所有权网络及其绿色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增强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研发操纵与提升内部控制信息质量来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抑制绿色创新的“黑暗面”，推动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言行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科技行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长期机构所有权的绿色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AI赋能耐心资本网络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显著作用，拓展了耐心资本作用机制及绿色创新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人数”协同的多层次整合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核心机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数据，本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的协同度，并依托技术-组织-生态多层次整合框架，实证检验“人数”协同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数”协同显著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效能；（2）“人数”协同通过在技术层激发创新螺旋、在组织层优化资源配置和在生态层构建战略联盟，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源禀赋企业通过“人数”协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边际效能显著更高，印证“人数”协同是资源禀赋的“增效器”。本文从多层次整合视角拓展了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融合的理论边界，为企业在数据资产化管理过程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实践范式。

突破性创新是破解我国创新质量短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路径，也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本文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高管长期主义变量，运用企业发明专利CD指数测量突破性创新水平，探究高管长期主义特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管长期主义通过提升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抑制外部并购等路径，提升了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高管团队断裂带削弱了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时间导向影响高管创新决策的研究，并为企业实现从“外源依赖”到“内生驱动”的突破性创新路径演进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