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金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绿色金融工具。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债权型工具，本文聚焦于股权投资型绿色基金，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基金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基金对企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显著加快企业低碳转型的进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基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管理层碳关注力、提高绿色投资效率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绿色基金对非国企、规模较小、融资约束更强、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呈现出“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特征。此外，政府型和市场型绿色基金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碳生产率。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绿色基金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具有显著状态依赖特征，其强度和路径随经济周期、金融条件与市场预期动态调整。本文结合叙事符号约束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与平滑迁移局部投影(ST-LP)，基于2006年3月至2025年12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识别外生货币政策冲击，考察不同周期阶段的非对称传导效应，并从利率、信用和预期渠道分析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经济周期非对称效应，相比扩张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收缩期对产出和通胀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冲击初期存在时滞；第二，利率渠道在两种状态下均有效传导，收缩期宽松政策能推动信用扩张，但信用利差未同步收窄；第三，预期渠道主体分化，企业信心在收缩期明显改善并与产出修复呼应，消费者信心响应较弱。这为完善逆周期宏观调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门槛，但低门槛、高传播的数字舆论监督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企业绿色转型的治理作用仍有待检验。本文以自媒体作为数字舆论监督的典型代表，基于第三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32万余篇文章，构建自媒体关注度及其内容特征指标，系统考察了数字舆论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媒体关注虽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但未同步提升专利质量，形成了明显的“量质分化”。机制检验表明，自媒体通过提高分析师研报覆盖和投资者互动关注强化了资本市场外部监督强度，但企业主要以更积极的环保表述和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作出回应，并未转化为环保投资增加和污染排放改善，呈现明显的“言过于行”。上述效应在外部关注压力更强、管理层短期化倾向更明显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也主要由聚焦绿色议题、持续跟踪且语调积极的报道所触发。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媒体与分析师、传统新闻媒体能够形成互补效应；由数字舆论监督驱动的绿色专利扩张虽能改善第三方环境评价，却受到资本市场的估值折价。本文结论为完善自媒体治理、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转型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长周期考核、尽职免责与长期资金入市等制度安排陆续落地，围绕耐心资本培育的国家制度供给正稳步推进。然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等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耐心资本能否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逆周期投资能力，取决于微观机制是否成立。基于2008-202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与机构投资者持仓明细，本文将耐心资本解构为身份、行为与方向三个维度，以逆势持仓占比与持仓稳定性构建测度，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逆周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方向耐心资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周期低位年发起并购的概率，该结论经置换检验、剔除竞争性解释和以行为口径构造的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提高长期资金在企业机构持股中的占比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持股期间的盈利波动恢复企业的执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集中作用于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且耐心资本在低位期主动增持了随后发起逆周期并购的企业。研究发现为评估耐心资本政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改善企业行为产生声誉治理效应，是评价环境政策微观经济 后果的重要维度。本文以 2012—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声 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声誉风险，经过平行趋势 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排他性检验以及固定效应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提升 ESG 责任表现降低企业声誉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外部审计 监督较强、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环境规制的声誉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声誉风险上升会提高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并对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负向影 响，说明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缓释声誉风险产生融资改善效应和一定的经营改善效应。本文 从声誉风险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企业环境 治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与风险格局，流动性风险作为商业银行核心风险类型之一，其受数字金融冲击的机理亟待厘清。本文基于2020-2025年我国18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对流动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研究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流动性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将实体能源状态转化为货币触发条件，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从支付工具升级为政策工具的关键一跃。本文基于数字人民币2.0的“账户体系+币串+智能合约”技术架构，系统论证了数字人民币嵌入绿电与碳信用验证的可行性。研究表明，境内环境下该路径具备三重独特优势：技术层面的可编程性与实时结算能力、数据层面的主权部门背书与闭环验证、制度层面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双层运营激励兼容。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为数字人民币嵌入气候目标提供了制度先例与数据基础设施。若将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资金投放与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结合，可实现“资金投放—项目建成—碳减排核验—利息优惠兑现”的全链条自动化。本文进一步明确了“可验证法币支付”与“不可发行替代代币”的制度边界，这不是远景设想，而是技术条件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下的渐进实践方向。

本文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三部门联动理论模型，从信贷资源配置视角揭示赋予地方政府正式举债权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在此基础上，以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匹配2010-2022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改革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缓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债改革能够抑制融资平台对信贷资源的刚性挤占，推动信贷资源从融资平台向一般企业重新配置，进而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纾解偿债压力双重路径缓释企业违约风险。对于非国有控股、融资约束较强、短债长用较严重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地方债改革的风险缓释效应更加突出，表明地方债改革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融资主体具有更强边际改善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稳定的实体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参考。

在信息过载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算法驱动的注意力配置机制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是关乎市场信息生态与平台治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20—2025年手工搜集的3693条上市公司相关微博热搜数据及同期全量微博话题数据，系统考察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登上微博热搜后股价同步性显著下降，股价信息含量得到提升。利用热搜竞争排名特征构造的准热搜对照组表明，话题热度相近但未上榜的公司股价同步性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驱动结果的是榜单带来的公共注意力提升，而非事件本身的信息内容或自然讨论热度。基于清朗行动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平台治理能够通过改变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产生溢出影响。渠道分析表明，热搜通过激发投资者主动信息搜寻、提高股票流动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价信息含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热搜主要影响散户投资者交易行为，且非负面内容的热搜能够显著提升价格效率，而负面热搜的作用有限，表明负面情绪冲击可能削弱公共注意力向价格效率的转化。此外，热搜与传统信息中介存在替代关系，其增量价值在传统信息中介覆盖不足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数字平台注意力配置与市场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平台信息治理机制具有政策启示。

宏观经济学长期面临主流模型测算自然利率与实体真实回报显著背离的“利率鸿沟”困境，传统HLW滤波、DSGE等方法在2020年代低增长、高债务环境中已普遍失效。本文基于无套利均衡原理，构建包含家庭、企业、金融中介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自然利率白箱测算公式，提出“自然利率即实体经济长期盈利盈亏平衡线”核心命题，构建与BIS、IMF等国际标准全面衔接的五维债务健康度评价体系。为使盈亏平衡线在经验上可直接观测，本文以同口径利息保障倍数（ICR=规上工业利润/规上工业财务费用）并取得31个省份23个年度的完整面板（其中2010—2024年可加总校验，31省加总与全国值基本一致，15个可比年份中14年比值恰为1.000），以及3944家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检验得出三项发现：投资对利率缺口的响应始终不显著，而对付息安全度的响应稳健为正；付息安全度的效应存在门槛，省级与企业级两个独立样本分别得到3.971与3.905，相差仅0.066，脆弱区内效应约为安全区的3.36倍；此外，在驱动因素排序中，收入与需求始终构成主约束，脆弱区内需求侧的标准化效应约87%，付息线即便被激活也仅约13%。 由此，本文的核心命题确立为：不存在单一、普适的自然利率，存在的是分层约束结构——需求侧为始终起作用的主约束，盈亏线为条件性的次级约束，仅在利息保障倍数低于门槛值时被激活。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即便盈亏线被激活，其作用也显著弱于需求侧，因此它并非可直接用作政策锚的单一基准。据此本文给出三个读数：作为硬天花板的生存底线、作为政策临界点的约束激活线，以及实际政策利率。2024年三者分别为25.8%、6.49%与3.34%。缓冲区间呈两段式变化：2015—2020年平均1.58个百分点，2021—2024年扩大至3.69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为近年降息效果减弱提供了量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