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普遍信任是影响包容性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普遍信任与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普遍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但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普遍信任和经济制度水平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建议除了大力发展金融和产业内部的相关因素外，还可以采取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本文考察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基于各省份不同民族的人口比例，衡量各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结合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CSR）数据，我们发现：第一、民族文化多样性对于 CSR 存在双刃剑效应。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较低的地区，其显著提升了 CSR 履行效果；而在民族多样性较高的情况下，表现为更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降低了 CSR 履行效果。第二、引入族际通婚率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之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 CSR 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第三、地区信任程度对于前述关系存在显著的边际影响。随着信任程度的增加，民族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正效应逐步减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则在边际上显著加强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对 CSR 的负向作用。最后，在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引入汶川地震这一外生冲击之后的企业捐赠数量，我们发现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可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区域间的非正式制度障碍长期存在。本文借助异地并购这一典型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并利用CESS省际双边信任调查数据,研究了省际双边信任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收购方所在地对目标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和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地区间并购频率及规模,但仅当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时,企业异地并购的长短期绩效才越好。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省际双边信任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收购方在并购中的交易成本越低,体现在聘请中介机构的需求越小、完成并购交易的时间越短、支付的溢价率越低、并购后的管理费用越少。并且,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最后还发现,与低相互信任模式相比,高相互信任模式地区间的并购频率和规模更大,并购绩效也更好。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双边信任存在不对称的特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相关研究。

依托中国省域层面的保险经营数据及世界价值观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我们将信任与保险销售之间的关系开创性的从两个角度——“值得信任”与“信任他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信任对地区财产险销售业绩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了相对滞后的信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以体现商业信誉为主的“值得信任”变量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风险承担更为敏感的“信任他人”变量则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既有的文献结论类似，财产险经营与地区信任的关系并不适用于人身险。

本文利用2015-2021年的公司层面数据，将链上数据与公司基本面以及资产估值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大样本的研究。我们发现，季度同比的区块链数据增长（BDG）包含了公司价值信息，能够预测公司资产增长、销售增长、ROA、标准化意外盈利（SUE）以及专利创新产出。BDG也可以预测股价回报，尤其是在未来盈余公告发布的时间段。基于此构建的BDG多空组合能产生年化10.56%的回报。BDG的预测能力是稳健的，在考虑了行业、地区以及其他短期预测因子之后；BDG的预测能力在国际样本中同样能展现出来。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背后的经济机制（例如，持续信息披露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减少）。异质性分析显示，信息不对称更高、披露质量更低、行业竞争更强、公众信任更低的公司，能从区块链以及链上数据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公司运作和融资方面。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路径分析法的结果还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本文还发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研究表明，通过缓解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可以被资本化为财富。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年老的个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作用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制度运行有重要影响，但文献对信任的改变知之甚少。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至 2015 年的三期面板数据，以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变动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信任的破坏与重建。实证发现， 由于老农保系统性违约， 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 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与概率降低 10.5 个百分点； 老农保缴费越多， 违约伤害越大， 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被违约的家庭逐渐重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与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 2.3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对个人样本稳健，并且不能被财富效应和风险因素解释。 地区法治水平和政府透明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 进一步研究发现， 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违约导致信任破坏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于重建信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目前，学术界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治理角度论述内部人股权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根据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债务期限的决策者不同，内部人股权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机制也不同这一特征，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全面探讨内部人股权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债权人作为债务期限的决策者，内部人股权占比情况是债务人能否取得债权人进行长期投资的信任基础；而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情况下，债务人是债务期限的决策者，内部人股权占比情况直接决定着内部人对债务期限选择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