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证券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的信息中介,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本文研究样本选取2006-2008年上市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相关数据，分析牛 熊市场转换中的分析师的跟进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对股票的跟进行为与 上市公司特征关系密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分析师们关注成长能力和盈利 能力，不关注偿债能力和收入质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分析师跟进人数越 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对于上市公司的其他特 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上市时间越短、公司不确定性低 （停牌次数少），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并且由于市场由牛转熊的变化导致分 析师对公司财务特征关注程度发生了变化。

随着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日益凸显。论文运用OLS检验了在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中影响证券分析师跟进数量的决定因素,研究了公司规模、业务复杂度、投资风险、股权结构和投资者关系等特征是如何影响中国分析师做出是否跟进的决策的。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运用计数(Countdata)计量的Poisson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分析师倾向于跟进那些规模较大、交易额较高、机构持股较多且投资者关系较好的公司,而规避那些投资风险较大、内部持股比例和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公司。本文的结果与之前成熟市场中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所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市场中分析师的行为特征,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师在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中介作用有着很大的价值。

证券分析师通过传递信息、降低分析信息的成本来增进整个市场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这也印证了Easle和O’hara(2004)提出的信息是经典三因素模型外影响资本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的理论假说。对这一作用逻辑可能的解释在于,分析师跟进能够扩大投资者基础,进而降低融资资本成本,实证结果证实了Merton(1987)提出的投资者认知假说。

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信息中介作用，其信息来源及获取方式会直接将影响信息处理的质量。本文从分析师对企业年度盈利预测的偏差出发，基于对分析师与公司的地域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在预测那些所在地与分析师隶属的公司同属一个省份的公司时，预测结果更加准确，这种本地优势与公司高成长性及公司国有性质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我国分析师的本地优势与个人本身的乐观性并无关系，可能更多与信息优势相关。

本文分析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条件。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可以从低级形式逐步发展到高级形式，实现正规化。正规化的关键是合会会首能否从信息中介转变为信贷中介。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参与人的增加，会首有可能发展为具有信贷职能的金融机构，但同时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开放度的增加，会出现违约和监督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监管当局承认其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