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把市场交易归纳为一次性交易和多次交易，针对一次性交易通过引入欺诈识别和诉讼两个子博弈，针对多次交易构建重复博弈模型，以博弈形式分析交易双方形成诚信的法律制度条件，同时提出一次性博弈用过信息传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重复博弈转化。分析在何种法律制度约束下博弈双方会在合同履行阶段达成诚实守信目的。结果表明信用的形成是在基础性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下自然演化的；基础性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多方面的，包括财产权制度，反垄断制度和破产制度等等；对于一次性交易需要建立适度赔偿制度遏制交易的机会主义。同时本文论证了基于合同交易分析结论适用于证券法领域，分析证券做空制度的意义。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行业同群效应及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对企业业绩 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在中国市场中显著存在。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除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创新的同群 效应通过行业竞争压力使企业需要做出与同群企业类似的创新决策以维持竞争优势，降低风 险。进一步基于“业绩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我们发现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者关注会 显著影响创新的同群效应。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产权属性和盈利能力 均会对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我们证明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能够 对企业业绩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达到了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 的目的，也暗示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更可能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盲目跟风。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制度运行有重要影响，但文献对信任的改变知之甚少。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至 2015 年的三期面板数据，以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变动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信任的破坏与重建。实证发现， 由于老农保系统性违约， 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 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与概率降低 10.5 个百分点； 老农保缴费越多， 违约伤害越大， 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被违约的家庭逐渐重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与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 2.3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对个人样本稳健，并且不能被财富效应和风险因素解释。 地区法治水平和政府透明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 进一步研究发现， 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违约导致信任破坏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于重建信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现有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并未就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达成共识。具体而言，现有研 究并没有刻意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以致在理解社会网络时存在偏差。本文利用 2007-2016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股东关系网络为新视角，基于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的老问题，重新检 验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意图在解释社会网络影响机理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 股东关系网络为弱关系网络，其影响机理为信息优势。具体而言，我们主要理清了如下问题:1 不同网络的影响机理可能完全不一样，而股东关系网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网络却被现有研究忽视; 2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并非源自不同网络的差异，而是源自该网络的性质为“强关系”抑 或“弱关系”;3现有关于股东网络的研究多聚焦于企业集团，而企业集团仅属于特例，而我们定 义的股东关系网络为大型社会网络，因而其网络性质为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4十大股东有不少 交易型机构投资者，虽然这类投资者不参与公司经营，但也不会明显影响整体上的股东关系网络 的信息传递。上述结论经过多角度的检验均得到了支持。本研究补充了现有社会网络研究在解释 影响机理上的局限性。

本文在最一般的多维跳跃扩散过程假设下，推导出Delta对冲组合盈亏（即期权复制误差）所遵循的随机过程，它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包含了跳跃风险以及跳跃风险的风险溢酬。在此理论基础上，我们通过美国SPX期权数据对理论推导的结论进行分样本实证，实证结果证明了我们理论推导的合理性。并且，在考虑了模型风险、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等以往学者未曾考虑到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仍然稳健。

本文以沪深300指数和期货的每分钟高频交易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模型，研究了我国沪深300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的信息传递，研究结果显示，期货和现货价格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且两个市场的价格发现贡献度差异不是很大，这表明，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目前还没有促进标的现货市场的信息效率，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对证券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市场信息的跨国（境）传播机制特别是国 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还可以增进人们对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与信息效率的认识。本文应用 Hong（2001）、Hong et al. (2009）新近提出的信息溢出检验方法，详细考察并比较了我国A 股市场与美股、港股在次贷危机前后的互动关系，首次揭示了三者联动结构与信息传递的全 景图，包括互动的方式、方向、相对强度、当期影响与多期滞后关系以及时变性。研究结果 表明：（1）在三者的关系中，美股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对港股、A 股市场具有金融传染效应；（2） A 股市场不再是“独立市”，A 股不仅能够反映美股、港股等外围市场的重要信息，而且已具 有影响外围市场的能力；（3）A 股与美股、港股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均值溢出、波动率溢 出、极端风险溢出等多个层面，既有线性关系也包括非线性关联方式。

本文研究信息能否在关系网络中传递并促进社会资源的分配效率。中国公司要在A股上市，必须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在发审委中，部分专职委员来自与会计师事务所，通过专职委员构建了会计师事务所和发审委的关系网络。当公司聘请担任专职委员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IPO审计服务时，被审计公司的信息会通过关系网络传递到发审委，从而佐证其提供的正式信息，保证上市公司正式信息的质量，帮助发审委做出选择。而无关系网络的公司因没有传递信息的渠道保证其正式信息质量，在其上市后，市场通过交易会逐渐获得公司的真实信息，从而对其股价进行调整。研究发现，上市后的12月内，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公司其收益率与市场保持一致，而无关系网络的公司其收益率远低于市场的收益率，同时在六个月后，有关系网络公司要高于无关系网络公司约15%左右并维持这一水平。且这种差别并不能由其他因素来解释。研究表明：关系网络能传递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体现了关系的社会价值。

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对中国A、B股市场上成交量、收益率与波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基本结论如下：2001年后，随着B股市场的开放和QFII制度的逐步实施，成交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都显著增强；成交量对当期收益率预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强；成交量与波动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尽管中国A、B股市场一体化程度2001年后有了明显的提高，但A股市场的投机性仍比B股市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