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本文运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检验公司会计信息风险在考虑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的背景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银行借款期限，研究结果发现，在商业银行面对高的信息风险情况下，会减少长期信贷，但仅对高的固有会计信息风险进行调整，然而，在考虑政治关系的情形下，商业银行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长期信贷的发放弱化了对会计信息风险的依据，这说明政治关系的存在降低会计信息风险对银行借款的影响，且这种现象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更为明显。

本文在借用DD模型和资本定价模型（CAPM）对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外部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市场定价，较差的应计质量会增加公司的信息风险，以致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可操作性应计后，发现固有应计与可操作性应计的信息风险含量存在差异，较高固有应计质量更能降低信息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由于应计质量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是应计的波动性，为此也可以认为盈余中应计波动性越高，则信息风险就越高，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是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从而能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本文也发现行业因素、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显著，但对此的解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本文以DD模型计量的信息风险为研究切入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分析，提出债权人长期借款将依据信息风险程度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债权人都能有效的对上市公司的高固有信息风险进行降低长期借款比例的调整。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信息风险对长期借款的影响为显著正相关，但这种反向选择主要表现在债权人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可操纵信息风险，且仅存在与政府干预强的制度环境中。

本文基于DD模型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风险进行评价，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检验了公司信息风险在不同的地区和产权性质背景下，能否影响到企业的银行借款，结果显示，商业银行会对高的信息风险作出降低信贷的调整，进一步将信息风险分为固有信息风险和可操纵信息风险后，发现商业银行能有效的对高的固有信息风险进行降低信贷的调整，但对于可操纵信息风险无法辨认，这一现象在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显著，与政府干预低的地区相比，在政府干预高的地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信息风险和可操纵信息风险均与银行借款成不显著的关系，这说明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能降低信息风险对银行借款的影响，而且非国有上市公司也不例外，这可能与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关。

本文将异常应计波动作为信息风险的代替变量，在考虑了控股股东性质和治理环境以及新会计准则实施等因素下，研究发现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信息风险有所降低，但这种效果仅存在于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在治理环境差的地区股权分置改革信息风险效果的边际效应更高；而将信息风险分为固有和可操纵信息风险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仅对可操纵信息风险有影响，即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能对可操纵信息风险起到及时降低的效果。

对股票信息风险进行准确的测度无论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还是市场绩效的衡量 都有着重要意义。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1]最早提出了直接测度信息风 险的经典PIN 模型，此后该模型成为测度信息风险的炙手可热的模型。然而，PIN 模型隐含 的买卖指令之间的负相关性与实际数据中买卖指令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相符。本文在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1]提出的经典的PIN 模型基础上，通过增加交易动机， 提出了修正的PIN 模型。本文基于中国股票的逐笔交易数据，利用修正的PIN 模型对我国 股票具有的信息风险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修正的PIN 模型隐含的买卖指令之间的相关性 和买卖指令的方差能够更好地与实际数据相匹配。经典的PIN 模型由于忽视了市场指令流 冲击事件发生时引起的交易动机，倾向于高估股票具有的信息风险。

证券市场微观结构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在近年来的金融文献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大量的证券市场微观结构文献已经阐明了信息不对称与资产价格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否是资产价格的显著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首先对信息风险度量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评述，然后就信息风险是否为资产价格的显著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最后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