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间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用结构化模型对长电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定价分析，研究发现运用结构化模型所得到的长电债理论价格大于实际交易价格，产生这一价格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模型缺陷、流动性风险、债券存在嵌入期权等。此外，本文还发现资产价值波动率、违约门槛值、相关系数、回收率等参数估计值、无风险利率数据样本及回售期权对长电债的理论价格影响较小；而负债价值的估计值、利率模型（无风险利率为常数利率）和担保条款对长电债的理论价格影响较大。

信用衍生产品是有效分散、转移以及对冲信用风险的重要工具，然而在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中，信用衍生品却起到了放大器、助推器和加速器的作用。究其根源，信用衍生品定价失效是致使信用衍生品陷入次级债漩涡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盛行，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突发性系统性风险冲击刻画不足以及违约回收率被高估，是导致信用衍生品定价失效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以往研究中被弱化甚至忽略了。因此本文从结构模型出发建立一个综合模型，在不完全信息的框架下，通过引入跳跃成分、不可观测异质性，以及违约概率和回收率负相关的假定来纳入上述因素对定价的影响，进而对信用衍生品定价理论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

信用衍生产品是有效分散、转移以及对冲信用风险的重要工具，然而在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中，信用衍生品却起到了放大器、助推器和加速器的作用。究其根源，信用衍生品定价失效是致使信用衍生品陷入次级债漩涡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盛行，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突发性系统性风险冲击刻画不足以及违约回收率被高估，是导致信用衍生品定价失效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以往研究中被弱化甚至忽略了。因此本文从结构模型出发建立一个综合模型，在不完全信息的框架下，通过引入跳跃成分、不可观测异质性，以及违约概率和回收率负相关的假定来纳入上述因素对定价的影响，进而对信用衍生品定价理论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

本文探讨了银行间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实务。随着远期交易业务的推出，银行间市场的业务空间逐渐打开，其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凸现。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信息生产的激励模型，采用比较金融体系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美国和日本等不同金融体系国家在开展消费者信贷业务中的各自运行模式，来探索我国目前消费信贷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过严密的实证分析方法，我们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相对于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个人信贷业务的可支撑的规模要小得多，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类国家所采用的个人征信、信用风险防范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银行体系主导的国家是通过银行设定抵押资产和较高的刚性利率来达到目标，而市场体系主导的国家则是通过基于市场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保证这一机制有效运行的价格发现功能（定价机制）来实现的，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表明，对于消费者信贷业务的特点来讲后者是更有效率的方法。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联合征信体系的建立、风险分散机制的完善以及资产证券化的引入是消费者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短期融资券市场快速的发展，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而短期融资券定价是否合理更是焦点话题。定价要合理，首先要对影响定价的因素做到准确把握，目前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方面，本文将通过大量数据来寻找并验证影响价格的因素。影响短期融资券价格(本文主要讨论发行价格)的因素有很多，但总体说来，短期融资券的价格主要受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承销商议价能力三者的影响。通过数据可以验证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价格受到受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承销商议价能力三方面的影响。只有全面考虑这三个方面，才能对短期融资券给出合适的价格。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本质上是对金融契约规定的未来现金流索取权的交易，其签约、执行和结算日之间存在时间跨度，容易发生交易当事人违约的信用风险。因此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过程中如何有效约束信用风险，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式机制设计的关键所在。本文从约束效用风险这个角度，考察了交易所交易和柜台交易（OTC）这两种主要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式，揭示了交易方式演化过程中OTC交易方式日益兴起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认为，交易所交易方式具备在金融衍生产品集中化和标准化交易中有效约束信用风险的机制，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它所提供的标准化产品交易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个体多样性的金融服务需求。OTC交易方式通过组织机构创新，不但满足了社会对金融衍生产品分散化和非标准化交易的需求，同时也能具备类似交易所交易方式约束信用风险的机制，由此推动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式的演化。

融资性票据是在无贸易背景下产生的借贷交易，由于其不具有自偿性，因此会对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或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银行形成潜在的信用风险，一直为监管部门所禁止。本文对融资性票据的产生与特点作了剖析，并提出了治理措施与相关建议。

本文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选取了正常经营的上市公司和ST类上市公司各35个作为样本，检验了Altman的Z信用计分模型对国内上市公司的适用性，并提出了两个改进方案。结果证明，Z信用计分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适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进行预测。但是，模型的准确率还有待改进，本文提出的两个改进方案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模型的准确率。本文的研究结果，对银行和债券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