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信用评级旨在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债券违约风险信息，但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虚高问题备受媒体和学界质疑。然而，评级较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评级质量较差。本文将债券信用评级拆分为公开信息和私有信息两个部分，重点考察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整债券评级是否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以探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是否真的具备专业能力。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调低）评级能显著降低（抬高）债券信用利差，且以发行人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发行人和评级机构之间的旅行距离作为信用评级机构获取私有信息的工具变量时，该结论也依然成立。而且，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评级的行为并未导致未来年度评级调低。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的债券，如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下降，而当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预期被打破后，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提升。此外，中债资信这一“投资人付费”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具有更强的私有信息挖掘能力，但其进入评级市场后，“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掌握的私有信息作用会显著上升。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债券信用评级调整会引起债券价格显著变化，进一步证实我国债券信用评级中的确包含了有效的私有信息。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路径分析法的结果还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本文还发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研究表明，通过缓解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可以被资本化为财富。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除银行贷款、 发行股票上市之外的另一种有利途径。但是目前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市企业债券市场的主体结构问题。在对1998年到2002年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上发行的大部分债券本质上属于公共部门债券，包括中央政府机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政府部门在进行发债审批时，主要从“政府意图”和“产业政策”的角度选择合意的企业，其最终结果表现为中央政府分部门以及所属机构、由地方政府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这限制了其他具有发债资格企业的进入。严格的管理体制也是抑制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规范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管理体制严格限制了企业债券的发展。“企业发行债务筹集资金得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得40％”的要求在银行存款利率不断调低的情况下，已经低于投资国债和股票的收益率，无法吸引投资者；此外，这种利率的约定也不利于市场价格的形成。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企业债券品种单一，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质量低；企业债券的监管模式尚未完全理顺都是制约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瓶颈。 因此，我们必须在企业债券的各个方面进行改善、改革，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为政府机构和地方机构债务融资单独开辟融资市场，避免其和企业争夺市场，并要多公共部门性质的债券实施严格的审批制，要把确保政府债券安全性和捍卫政府信誉放在首位。对于企业债的监管应该实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逐步撤销对市场的计划性控制，因此必须建立信息披露机制。进行发行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改多头审批为一家核准，改一次发行为监管机构一次核准，但发行人可视其需要和市场情况多次发行；其次应该准许商业银行进行承销；最后取消利率40％上限的限制。健全企业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对发行主体主要是进行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发展企业债券的场外市场，建立做市商制度也是我们改善企业债券市场的有效途径。 企业债券可以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新途径。通过“中关村模式”的分析，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联盟的方式，以同一主体对外发债。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