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央财政部和审计署于2017年起开展了针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核查和公开问责工作。本文从城投债切入，评估该公开问责对当地新增隐性债务的影响，发现：公开问责通过严厉“问责”大大激励当地省级政府去排查整改类似问题，从而削弱当地各级政府的举债激励和担保意愿，更低的举债激励缩减了隐性债务增量。继而投资者通过“公开”的问责信息，预期到当地各级政府的担保意愿下降，从而隐性债务融资成本增加，进一步缩减隐性债务增量。当公开问责力度更大时，上述效应更强。由此，本文提出要落实公开问责的严肃性和常态化安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日益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将对微观企业财务信息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劳动力保护制度对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0.15%，占其均值的14.4%。机制分析发现，劳动保护制度通过两个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动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起到提高会计信息准确度并加强内部监督的作用；（2）劳动保护的加强提升了企业出于降低债务融资约束而提高财报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上述结论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控制高维固定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将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延伸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更深刻地理解会计信息可比性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对全面考察劳动保护制度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着长期合作关系时，上游企业可以根据下游企业的表现调整未来商业信用成本从而控制下游企业的债务代理问题。商业信用缓解了银行信用在控制下游企业债务代理问题时的困难，从而有助于减轻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商业信用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成为特殊的信用中介，即上游企业可以更容易的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将资金借给下游企业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本文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当企业债务代理成本提高时，企业获取的银行信用会降低，而获取的商业信用在增加，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下降。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债务融资“所有制歧视”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领域。国有属性可能通过多重机制使企业在债务融资契约中获得更优的交易条件。本文在综述融资“所有制歧视”存在性实证成果基础上，将其微观机制总结为“兜底效应”、“资源效应”、“干预效应”和“信息效应”，初步阐释了各机制的含义与异同，并指出该领域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本文选择2005—2009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负债水平负相关；当长期负债水平较高时，长期负债水平提高有利于盈余质量提高。（2）对于民营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流动负债水平均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较高的长期负债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但会增加民营企业的逆向选择风险。因此，长期负债水平在债权人的风险判断过程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企业高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 “短债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容易导致企 业在银根紧缩时由于难以续借到期的短期债务而发生流动性成本。本文以我国 2006—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银根紧缩时企业短期债务的流动性成本进行度量并检验其 是否受产权性质、规模及成长性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银根紧缩时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 显著下降而长期债务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并且民营公司与小规模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下降得 更多；银根紧缩时，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差的经营绩效，其季度ROA下降幅度 至少比其他公司大 0.2%，并且短期债务的这种负面影响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者高成 长公司显著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在银根紧缩期间会发 生流动性成本，并且该成本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高成长性公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