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路径分析法的结果还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本文还发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研究表明，通过缓解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可以被资本化为财富。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本文以住宅的消费和投资二重属性为切入点，通过构建购房者意愿价格模型， 分析了购房者个体性质、外部环境以及住宅特性对于购房者意愿价格的影响。利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四市52 个县区2006-2012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基础 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教育资本化”影响住宅价格，并且影响程度会随着个人收入及生活水平、 住宅价格波动、住宅所在区域的便利程度及城乡差异等而变化；基础教育资源开始由公共品 向消费品转变，而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分配不均以及缺乏流动性，一线城市具有良好基础 教育资源的住宅已成奢侈品。因此，加大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的供给，平衡相关 资源的分配，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会具有一定作用。

公共品提供过程中的腐败作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已广受关注，然而在中国，解决腐败问题的理论并不多。Baron and Myerson及其追随者提出了对垄断者进行规制的方法。本文试图拓展Baron and Myerson规制方式来解决官僚社会中官僚腐败问题，证明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通过对委托代理过程的阶段分析，系统性官员腐败这一结论被证明，并提出了两种可显著减少腐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