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可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 2009—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的绿色创新效应。从机制分析发现，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从拓展性研究发现，ESG 表现的三个子维度都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且公司治理表现的提升效应最强；ESG 表现不仅提高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还可提升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合作绿色创新绩效。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考察了行业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基准结果表明，行业薪酬差距越小，则企业不仅有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被引用数量，而且专利的经济价值更高。本文基于国企“限薪令”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基准模型的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薪酬差距缩小主要通过减少低价值专利的数量而提升了专利经济价值的均值，同时通过鼓励企业协同创新而降低了专利经济价值分布的分散程度。上述促进创新效应在融资约束强、非高技术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管理层压力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现有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代理与过度自信行为都是分开研究。本文在“现金流-成长 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 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效果。 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 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代理行 为导致的过度投资的间接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这 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 CEO 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 CEO 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 U 型关系。首先，当CEO 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 CEO 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信用评级行业是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务已涉足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国内实施的信用评级体系仍面临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除了需要针对金融行业本身在信用风险的披露进行专业的刻画和解读外，在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和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方法实践的基础上，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的一般方法、分析框架和可落地实践的技术手段。本文的目的是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在信用评估（评级）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基于“全息画像”大数据分析平台为基础，利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文本数据的分析，提取对应的（非机构化）文本数据的风险特征首先克服描述不好行为（即，违约，欺诈等行为）的“坏”样本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建立支持风险评估相配套的风险业务流程分析框架，从而实现能够改善信用评级质量和提高评级区分度需要的特征指标的筛选，并结合违约模型和配套的信用转移矩阵指标，完成构建与国际通用的信用评级体系标准接轨并适合中国企业主体信用资质表现的信评体系, 从而达到解决挑战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信用评级虚高；2）信用评级区分度不足；和 3）信用评级事前预警功能弱的问题。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 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CEO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U型关系。首先，当CEO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CEO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