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故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本文考察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实证结果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针对性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通过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针对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取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获得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

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将CEO性别因素引入到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中，利用事件研究，构建CEO性别和公司价值、公司风险的关联模型，研究结论表明：CEO上任事件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女性CEO的上任对公司价值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女性CEO上任会降低公司风险，高风险公司更愿意任用女性CEO。

摘要：在本次次贷危机过程中，受不同风险文化的影响，部分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最终结局迥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丑闻表明，投资银行和衍生品业务已成为金融风险的策源地。本文立足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业发展趋势与背景，结合中国大陆金融业务综合化的实际情况和产融结合加快的大趋势，系统分析全球范围内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控制成败两方面的案例，总结经验教训，并针对中国大陆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控与监管，建设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应简单以公司业绩水平高低评价，公司的风险特 征同样重要。本文就经济危机时期，国有股权与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 经济危机时期，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具有更大的风险缓冲能力。 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不仅没有承担沉重 的员工负担具有融资便利优势，而且具有融资便利优势，从而国有股权可以提高受到适度冲 击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本文为进一步认识国有股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 据。

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应简单以公司业绩水平高低评价，公司的风险特 征同样重要。本文就经济危机时期，国有股权与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 经济危机时期，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具有更大的风险缓冲能力。 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不仅没有承担沉重 的员工负担具有融资便利优势，而且具有融资便利优势，从而国有股权可以提高受到适度冲 击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本文为进一步认识国有股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 据。

本文考察了基金管理公司家族共同持股的特征，研究了家族共同持股行为与基金管理公司业绩增长率和基金管理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家族共同持股行为逐渐严重，家族共同持股行为对基金管理公司业绩增长率和风险呈现倒U形的影响，说明纂金管理公司通过家族共同持股来提高业绩的做法是以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基金家族实行投资总监负责制、共用同一研究团队、基金经理能力有限、业绩操纵等可能的。基金家族实行投资总监负责制、共用同一研究团队、基金经理能力有限、业绩操纵等可能导致家族共同持股，这会增加整个基金家族的风险:基金家族没有控制共同持股行为也表明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一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