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在公司治理中改善股东和高管之间代理关系的重要措施，在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被2008年至2009年期间的金融危机中高管们频繁的过度冒险行为暴露出，其虽然解决了单个银行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却加剧了银行股东与债权人（社会）之间的代理问题。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所颁布的监管措施仅仅是以一种仇富的心态对于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控制，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中的根源性问题。同时，这种仇富的监管反倒会在改善银行公司治理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方面倒退。

新一轮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绝大多数来自银行资金的支持。短期内商业银行面临增资扩 股的需要。如何从股权结构的安排上来促进其治理优化，从而防范其冒险行为产生显得更为 重要。我们利用沪深两市上市的 14 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商业银行冒险行为的内 在动力机制与治理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越集中，银行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 当控股股东的终极控制权大于其在分红当中现金流权时，银行倾向于更大的冒险行为。而且 银行的冒险行为倾向于推高不良贷款率。因此， 如何在银行业的变革中关注股权结构的安排， 特别是股东的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有助于进一步防范商业银行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