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在县域，县域发展的核心瓶颈是金融供给系统性失灵与内生信用机制长期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县域农村产权先天残缺，叠加 20 世纪 90 年代县域集体经济结构性调整，本土产业支撑力持续弱化，部分地区长期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运转。转移支付作为外部资金，与本地资产增值、治理效能提升的联动性较弱，难以培育可持续内生动力。既有县域金融研究多侧重抵押品目录扩容，忽视估值修复的基础作用，难以破解资产沉睡与信用缺失的双重困境。本文以县域抵押品体系失灵为切入点，整合产权残缺、信贷配给、金融加速器三大理论，构建估值修复—边界扩容—信用创造递进框架。基于 2024—2025 年广东省权威数据及多地试点准自然实验表明：脱离估值修复的抵押品扩容易被信贷配给弱化；唯有补齐确权、估值、流转、处置全链条短板，方能盘活县域沉睡资产、转化为信用资本，夯实内生发展能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着力促进代际流动和缓解收入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CFPS微观家庭经济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七期代际收入转移矩阵和六期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切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家庭代际流动对收入不平等多维度收敛性的内在驱动机制和时空分异规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理论渠道，显著促进了家庭代际流动和收入不平等收敛，其作用机制对农村地区、单亲家庭、男性子代的效果更为显著，对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家庭的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后，有助于城乡间、区域间以及体制内外等多维度收入不平等收敛，“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检验表明，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东中西部区域基本收敛，但在城乡和体制内外还未实现收敛，面临城镇和体制内代际流动意愿缺失的现实困境。以上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如何认识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重要依据。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深度、叠加的特征，养老服务碰到机构供需失配、专业力量缺失、支付能力不佳的结构性困境，凭借农村“熟人社会”的互助养老模式成了破解难题的有效法子，本文借助“乡土智慧赋能 + 现代治理提质”双重视角来研究，把浙闽“祠堂养老”和陕甘“院落互助”典型模式作为样本，全面整理农村互助养老供应链的发展基础，和现存的供需不契合、主体协同有障碍、治理机制不健全、可持续性动力不足等困境，解析“熟人社会”逻辑在养老服务供应链当中的重构路径及运作机制，钻研典型模式的优点和弊端，进而从治理机制、供需匹配度、政府帮扶、乡土养老文化四个角度，提出使乡土智慧和现代治理融合的农村互助养老供应链实践做法，为促使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进步提供理论支撑及实践办法。

童艺娜

孙双琳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易县格莱珉小贷模式、政府金融扶贫方式的分析，指出了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过去依靠政府扶贫资金担保和贴息换取金融机构对贫困户贷款，虽然也能帮助脱贫，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问题，将来政府停止担保贴息，银行就会停止贷款，农民失去金融服务还有可能规模性返贫。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结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发展逻辑进行了延伸分析，科学设计了由“普惠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村庄银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乡村银行经管系统与八大辅助系统组成的“二梁八柱”农村金融架构，并对农村金融结构及其建设步骤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