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易县格莱珉小贷模式、政府金融扶贫方式的分析，指出了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过去依靠政府扶贫资金担保和贴息换取金融机构对贫困户贷款，虽然也能帮助脱贫，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问题，将来政府停止担保贴息，银行就会停止贷款，农民失去金融服务还有可能规模性返贫。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结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发展逻辑进行了延伸分析，科学设计了由“普惠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村庄银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乡村银行经管系统与八大辅助系统组成的“二梁八柱”农村金融架构，并对农村金融结构及其建设步骤提出了建议。

论文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框架下，说明保险能够改善信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提高信贷机构的期望利润和放贷意愿。据此，并考虑供给与需求的联系，论文在经验分析中采用四元Probit模型，以陕、苏二省82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保险之于信贷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保险的存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但不同类别保险对农业生产性信贷供给的支持作用并不相同。论文研究意味着保险可成为提升农户信贷获取能力，平衡农村信贷机构利润诉求与支农目标的现实可行选择，应进一步挖掘保险的作用，支持构建多样化的信贷保险关联机制。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其金融杠杆的优势，辅以财政补贴的政策优势，日趋成为政府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农民可持续性收入的利器，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然而，分销渠道较为单一、信息流通受限、信息不对称等约束因素一直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更大范围推广。“互联网＋”任何经营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深度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的禁锢，使得经济利益呈几何增长的态势。“互联网＋”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构建，符合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探底农业生产经营者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与承受能力，也更加符合保险公司多维度营销模式。随着国家的“互联网＋”战略的覆盖面推广，其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融合，应该率先涉足农产品自然灾害保险和农产品价格保险两种险种，从互联网平台功能界定、供给侧政策扶持、风险转移等角度进行精雕细琢。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制度运行有重要影响，但文献对信任的改变知之甚少。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至 2015 年的三期面板数据，以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变动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信任的破坏与重建。实证发现， 由于老农保系统性违约， 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 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与概率降低 10.5 个百分点； 老农保缴费越多， 违约伤害越大， 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被违约的家庭逐渐重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与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 2.3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对个人样本稳健，并且不能被财富效应和风险因素解释。 地区法治水平和政府透明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 进一步研究发现， 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违约导致信任破坏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于重建信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互联网支付是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一种金融创新，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业务的核心和发展的起点。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模式，互联网支付不仅对传统互联网金融体系带来了冲击，还对人们的生活和习惯带来改变。研究影响农民选择互联网支付的影响因素，对推进农村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和促进农村消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拟采用 Heckman二阶段分析法对影响农村居民选择互联网支付的因素展开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互联网支付在未来农村有很大发展空间。由于消费者年龄对于农村居民是否使用在线支付这一互联网金融形式具有反向影响，因此，随着年轻一代的农村居民不断成长，使用互联网金融的人会越来越多；二是教育水平影响农民居民对互联网支付的选择。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选择互联网支付的可能性就越大；三是农村居民是否选择互联网支付还受快递终端网络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发快递越方便，越愿意选择互联网支付。（此段由CFRN编辑）

本文结合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的概况与界定、经营优势与面临的挑战、主要发展模式、组织架构与规模边界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论述，并剖析总结西方社区银行的发展特色、模式创新与可取之处。在此基础上，着眼于我国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与发展，建设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