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披露数据资产信息能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重新审视了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市场整体披露密度的上升呈现出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具体而言，在市场整体披露水平较低时，企业披露此类信息能有效吸引媒体报道、增加分析师追踪并吸引机构投资者持股，进而加速特质信息融入以降低股价同步性；然而随着披露的普遍化，同质化信息分散了投资者的注意力，弱化了上述机制。基于“龙虎榜”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注意力的分散是导致披露效果发生变化的关键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即便在企业常规文本特质信息较少、地区信息传播环境优越或机构投资者注意力未被过度分散的情境下，这种因同质化披露引发的边际递减现象依然存在。本文拓展了有限注意力理论的适用边界，揭示了同质化信息对投资者注意力的分散作用，为理解数字化时代企业信息披露面临的“价值稀释”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在县域，县域发展的核心瓶颈是金融供给系统性失灵与内生信用机制长期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县域农村产权先天残缺，叠加 20 世纪 90 年代县域集体经济结构性调整，本土产业支撑力持续弱化，部分地区长期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运转。转移支付作为外部资金，与本地资产增值、治理效能提升的联动性较弱，难以培育可持续内生动力。既有县域金融研究多侧重抵押品目录扩容，忽视估值修复的基础作用，难以破解资产沉睡与信用缺失的双重困境。本文以县域抵押品体系失灵为切入点，整合产权残缺、信贷配给、金融加速器三大理论，构建估值修复—边界扩容—信用创造递进框架。基于 2024—2025 年广东省权威数据及多地试点准自然实验表明：脱离估值修复的抵押品扩容易被信贷配给弱化；唯有补齐确权、估值、流转、处置全链条短板，方能盘活县域沉睡资产、转化为信用资本，夯实内生发展能力。

在实现“双碳”与共同富裕目标并进的背景下，环保规制的公平后果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以2013、2014与2016年分批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23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系统评估市场型环保规制的分配效应。结果变量方面，本文使用区县夜间灯光构建的不平等指标（基尼、泰尔、阿特金森）刻画县域经济活动分布，并以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对数差距作为补充。识别策略方面，除区县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TWFE-DID外，进一步引入适用于分批采用的更强识别方法：（1）Sun-Abraham分组事件研究用于动态效应检验并规避传统事件回归在异质处理效应下的加权偏误；（2）Callaway-Sant’Anna ATT(g,t)在“尚未受处理/从未受处理”对照组框架下估计分组—时期平均处理效应；（3）合成双重差分（SDID）同时估计单位权重与时间权重，以匹配处理前趋势并降低对严格平行趋势的依赖。研究发现：在TWFE-DID下，试点显著降低了县域夜间灯光基尼与阿特金森指数；更强识别（ATT(g,t)、SDID）在城市层面同样指向夜间灯光泰尔指数的下降，但幅度更为温和。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显著降低城市单位GDP能耗，支持“绿色转型—要素再配置—分配格局改善”的作用链条。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开放对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一是竞争压力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创新能力，重塑竞争优势。二是资源配置效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融资环境和拓展出口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要素升级，进而增强产品竞争力；（3）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盈利能力低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低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微观证据。

摘 要：随着互联网与电子贸易的发展，用户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议 题之一。本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选取2021年《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以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度为 中介变量构建机制分析。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实验组比对照组的每年专利数量增量减 少了 12.4%。《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短期内对企业获职数据的能力造成限制，因此会抑制数 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的创新活动。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抑制机构持 股比例和分析师关注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这一结论与异质性检验结果一致，即尽管长远看有助 于构建健康数字经济环境，该抑制效应短期内在国有高数字化转型水平企业及非四大审计的企业 中更为显著。

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