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基于对一些基本经济学思想的理性重构和对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分析叙述，我得出结论，这应该是由于获利消失投资需求和不断增长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未来中国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我建议政府应该减持国有股份。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每个国家有能力创业并做大做强成为企业家的都是极少数人，企业家是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他们发展需要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理所当然要支持。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准同普通群众没有太大不同，上市为了圈钱套也是有的。我国14亿人口，无风险识别能力群体庞大，股市散户主导；严监管，失去活跃度，企业难融资；放松监管，垃圾概念漫天飞。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内，二级市场都很难实现总体上的等价交换。过去上市的大多是国企，国有股减持还能充实社保，都是公共利益；存量股份二级市场简单全流通说得过去。而今来上市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越垃圾越贵越减持越涨，股市集腋成裘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眼下原始股上市流通的注册制已经行程近半，相关配套监管如不尽快跟上，近2亿个家庭、8亿人口的财富难免被极少数海内外机构和私人老板们反复收割，批量制造富翁大量制造新生贫困人口，整个国家社会阶层有形成目前香港倒金字塔型社会的危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却贫穷潦倒，其后果党国家和人民无法承受。必须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改革要以国体政体为中心，要以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易为条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证券市场既要大力支持企业家融资，发展经济，又要抑制其一夜暴富的利益冲动。建议证券市场注册制下辅以如下配套政策：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增加骨干员工持股强制性条款，上市公司存量股份改大宗交易平台封闭流通，以强制信托责任大力发展负责任的爱国机构投资者，将新股上市审批权归还给人民，革新红利税，改造监管队伍，强化一定温度下的严监管，以持续现金分红能力作为退市主要依据。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阶段取得的收益以及对被投企业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通过对2007年-2017年A股新上市公司公开市场交易中大股东的减持收益进行测算，并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解读中国发展现实丰富国外经典金融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构建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而 不断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既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上市 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内部人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表 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降低标的公司内部人的减持行为，并且在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 高或内部人自利倾向较高时，资本市场开放更能发挥对企业内部人减持行为的监管约束作 用。此外，我们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作用更为强烈。同时，资本 市场开放对内部人减持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并有助于降低内部人减持在行业间和地区内的“同伴效应”，提高监管效率。本文揭示了资 本市场开放作为市场化机制对微观企业发挥的治理作用及其机理，这为当前坚持扩大资本市 场开放、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时是否获取了超额收益，退出后对被投资公司有何影响，是目前国内外风险投资研究领域之中的空白点。本文在测算 2007-2019 年 A股新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收益的基础之上，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所获收益以及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 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

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其过程和效果对今后的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和经济后果两方面进行考察，系统地评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的研究，本文分别从股改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股改补偿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股改补偿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则分别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水平、企业业绩水平、信息披露水平三方面的影响，以及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东解禁和减持时的市场反应和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考察。在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本文以控制权未发生转移的大股东“大小非”减持行为为研究视角，结合成本补偿的思想，改进特别处理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法，提出新的超常收益率法，测度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认为：基于“大小非”减持行为的测度方法较适合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度。根据累积超常收益，本文测度出控制权股份（“大小非”）减持部分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5.27%，推算出中国上市公司总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13.46%。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的关系，进而，鉴于有效 地公司治理能够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约束内部人自利行为，本文还分析了公司治理对内部 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对管理层增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 低估；针对管理层及大股东减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高估。此外，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影响内 部人交易与管理者盈余预测误差的敏感性，即针对管理层交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交易本公司股份比例越高，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基 于管理层增持、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低估、高估偏好显著增强；针对大股东交易，当董事长 或总经理来自交易大股东单位及其在交易大股东单位领取薪酬时，当交易性大股东中包含控 股股东时，以及交易性大股东之间制衡度较低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高估偏好 显著增强；当非交易性大股东对交易性大股东制衡度较高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 测高估偏好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