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在股市高涨时，分析师随波逐流，常常发表过度乐观的预测；而当泡沫消退时，分析师则会掉头转向，发布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的盈余预期或股票推荐。对于这种分析师基于市场状态而发布忽高忽低预测的“变脸行为”，传统的理论观点无法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迎合理论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声誉博弈分析的方式建立分析师迎合行为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析师会迎合投资者的先验信念而故意发布有偏的信息。本文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投票推荐行为展开了实证研究，为声誉博弈模型的理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信息中介作用，其信息来源及获取方式会直接将影响信息处理的质量。本文从分析师对企业年度盈利预测的偏差出发，基于对分析师与公司的地域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在预测那些所在地与分析师隶属的公司同属一个省份的公司时，预测结果更加准确，这种本地优势与公司高成长性及公司国有性质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我国分析师的本地优势与个人本身的乐观性并无关系，可能更多与信息优势相关。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证券分析师对中国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收益的预测。具体发现如下：第一，随着中国证券市场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壮大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一体化，证券分析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预测活动有了很大的增强。分析师人数，被预测的公司数，和年度收益预测数目都大幅提高。这表明国际投资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在增加。第二，分析师对中国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收益预测的质量较差，体现在和他们对香港，美国公司的收益预测相比，对中国公司的收益预测误差较大，而且分析师的预测之间一致性较低。低质量的预测会为投资人利用分析师预测进行投资决策造成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