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ESG评级作为ESG相关的研究和决策的数据基础，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之一便是ESG评级分歧，即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被评级企业给出的ESG评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以ESG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为例，提出了分析ESG评级分歧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方法的框架。 理论上，本文提出ESG评级分歧会让市场认为企业没有规范透明的披露ESG信息，其真实ESG表现偏离ESG评级所代表的水平的风险更高，市场会对该风险要求一个溢价。在实证上，首先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数据，在控制了ESG评级均值、评级机构数量、以及其他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ESG评级的标准差上升会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第二， 我们利用政策冲击解决内生性。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ESG披露的规范性，我们用A股企业是否同时在香港上市和是否在2018年以后的交乘项作为ESG评级分歧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在控制代表了评级机构构成的一个交乘类别变量之后，此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比基准分析变化很小。这表明本文的发现与评级机构的构成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在于企业自身ESG披露规范性的差异。第四，我们发现企业向市场发出规范披露信号时，该影响变弱。当企业的ESG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或者是符合GRI标准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都大为减少。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规范程度越高，该评级分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就越低。因此，企业自身可以通过改善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程度，来削弱这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策冲击的分析表明，监管可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规范程度的强制要求，减少市场对不规范披露带来的ESG实际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担忧。 本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的框架，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镍期货价格在2022年3月7日至8日两个交易日暴涨，令我国青山控股集团持有的镍套期保值空头浮亏惨重，成为又一起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交易被国际资本狙击的风险事件。本文对“青山事件”狙击活动进行了详细案例分析与解构，从狙击动机、客观条件、市场环境、狙击策略四个维度提出了可用于分析期货市场狙击事件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交叉套保令青山集团实物交割能力弱成为被狙击的客观条件，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低水平镍库存的市场环境进一步限制了青山集团的库存掌控能力和交割能力。LME合约设计令交易仓位和动机暴露，LME交易制度令短期价格操纵等狙击行为更具便利性，并可据此推断出本次狙击的合约、时间、价格拉动手法等狙击策略。大类持仓报告的分析揭示出本次狙击的本质可能是对镍资源的争夺战。最后，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证实了2022年3月7日镍期货价格暴涨并非基本面因素支撑而是交易因素驱动的价格异常。本研究结合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多种范式，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对于识别狙击风险，识别市场操纵，更好的评估相关风险并做好早期预警和防范具有重要价值。

汇率制度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造开放型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国汇率制度选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条结论：(1)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行相对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本国福利的提高，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尤为明显；（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损失，且在越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损失越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福利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这种降低更为明显。本文最后还通过对 20 国集团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信用评级行业是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务已涉足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国内实施的信用评级体系仍面临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除了需要针对金融行业本身在信用风险的披露进行专业的刻画和解读外，在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和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方法实践的基础上，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的一般方法、分析框架和可落地实践的技术手段。本文的目的是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在信用评估（评级）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基于“全息画像”大数据分析平台为基础，利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文本数据的分析，提取对应的（非机构化）文本数据的风险特征首先克服描述不好行为（即，违约，欺诈等行为）的“坏”样本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建立支持风险评估相配套的风险业务流程分析框架，从而实现能够改善信用评级质量和提高评级区分度需要的特征指标的筛选，并结合违约模型和配套的信用转移矩阵指标，完成构建与国际通用的信用评级体系标准接轨并适合中国企业主体信用资质表现的信评体系, 从而达到解决挑战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信用评级虚高；2）信用评级区分度不足；和 3）信用评级事前预警功能弱的问题。

逆向跨国并购通常指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以获取战略性资源的国际化经营行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逆向跨国并购中如何根据不同情境特征选择相应的整合战略以应对合法化要求呢?论文基于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的25篇初始案例研究,使用质性元分析法,通过摘录、编码、归类过程,系统地分析了"制度—资源"二元交互驱动的战略决策情境与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过程的匹配关系,进一步探讨不同利益相关者响应行为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了一个整合的C-B-D（Context-Behavior-Decision）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模式有4种,分别是"无为而治"型、"轻触"型、"支持性合作伙伴"型和"重触"型。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四类不同的组织身份管理、资源整合、社会网络、制度/文化应对机制决定了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选择。研究结论对推动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的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中，通过知识赋能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是新时期混改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内生交叠持股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研究隐性知识分享背景下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并界定混改的有效“边界”。研究发现:(1)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当知识价值较高时，参股条件下难以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拉郎配”式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2)当使民营企业参股能够激励其分享知识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股权结构下，当且仅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知识价值位于上下阈值间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中等”知识价值和较强吸收能力即界定了参股式混改的有效“边界”。(3)若知识价值为私有信息，合理的参股合约设计可有效甄别民营企业的知识价值类型，实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本文提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混改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论，对有效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建立一个含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将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纳入统一的政策目标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具有完全替代性；当且仅当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充分协调时，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效果。

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和变革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建立一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是现阶段防范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工作。本文在分析和识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传导机理基础上，设置了一套风险衡量的指标体系，然后探讨了金融风险预警阈值和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并对目前有关金融风险预警方法模型进行了比较，最后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特征提出了风险预警方法模型选择要注意的问题。本文研究旨在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设计一个动态、开放的分析框架。

目前国内银行业普遍经营业绩优秀，利润丰厚，甚至有学者称其为暴利行业。但是对于其产生原因的探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以竞赛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竞赛成功函数接近现实的修改，首先分析促成银行业暴利的原因；其次，在一个极端条件下分析各行业对银行牌照竞争产生的租金耗散和银行暴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最后得出了结论和破解银行暴利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