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0-2024年手工收集的IPO公司上市前的现金分红数据，系统考察了上市前现金分红与公司长期市场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前实施高额现金分红的公司，其IPO后长期市场表现显著较差，这一负面效应在成长型公司和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中尤为突出；（2）通过构建考虑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性、规模及杠杆水平的超额分红指标，发现超额分红公司的IPO前分红水平与上市后长期表现呈显著负相关，而分红不足公司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3）IPO前超额分红行为通过挤占公司资本性支出、降低投资效率等渠道削弱了企业的增长潜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完善新股发行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每个国家有能力创业并做大做强成为企业家的都是极少数人，企业家是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他们发展需要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理所当然要支持。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准同普通群众没有太大不同，上市为了圈钱套也是有的。我国14亿人口，无风险识别能力群体庞大，股市散户主导；严监管，失去活跃度，企业难融资；放松监管，垃圾概念漫天飞。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内，二级市场都很难实现总体上的等价交换。过去上市的大多是国企，国有股减持还能充实社保，都是公共利益；存量股份二级市场简单全流通说得过去。而今来上市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越垃圾越贵越减持越涨，股市集腋成裘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眼下原始股上市流通的注册制已经行程近半，相关配套监管如不尽快跟上，近2亿个家庭、8亿人口的财富难免被极少数海内外机构和私人老板们反复收割，批量制造富翁大量制造新生贫困人口，整个国家社会阶层有形成目前香港倒金字塔型社会的危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却贫穷潦倒，其后果党国家和人民无法承受。必须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改革要以国体政体为中心，要以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易为条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证券市场既要大力支持企业家融资，发展经济，又要抑制其一夜暴富的利益冲动。建议证券市场注册制下辅以如下配套政策：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增加骨干员工持股强制性条款，上市公司存量股份改大宗交易平台封闭流通，以强制信托责任大力发展负责任的爱国机构投资者，将新股上市审批权归还给人民，革新红利税，改造监管队伍，强化一定温度下的严监管，以持续现金分红能力作为退市主要依据。

本文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为自然实验，考察降低股利税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股利税降低的年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和意愿显著提高，并且管理层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而在股利税不变的年份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降低股利税能够激励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2）降低股利税对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或法律环境较好时显著，表明现金分红是公司治理的“果”而不是“因”。（3）股利税降低仅能激励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4）投资者认可管理层因股利税降低而增加现金分红的行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降低股利税能够达到促进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目的，但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以股利政策为例，本文探讨上市公司的行为是否受到了投资者态度的影响。具体的，我们分析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用分红倾向，分红水平来度量）是否与市场对股利的态度（用股利溢价（dividend premium）来度量）相一致。结果显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上市公司的分红倾向、分红水平与股利溢价负相关；而当这一改革完成之后，分红倾向、分红水平与股利溢价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新的视角展示了公司行为如何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显示了在后股改时代规范上市公司短期行为的必要性。

2006年和2008年，证监会分别出台两项与再融资资格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以此作为制度背景，将再融资资格看作是公司的期权，并从财务灵活性的角度探讨了期权价值的大小，进而构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迎合策略的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务灵活性是理解公司在半强制分红背景下股利行为的关键因素。2008年政策中限定股利分配形式仅为现金股利的规定提高了高成长性公司的融资门槛，可能导致监管悖论。实际上，在公司根据财务灵活性进行自利选择的过程中，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因此监管当局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加速再融资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通过搜集200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十大股东和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研究了QFII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QFII偏好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而分红的公司也能够吸引QFII持股；（2）QFII持股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的提高，但是具有更高现金股利支付率的上市公司并不能吸引更多的QFII持股。上述结果表明QFII在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引入QFII制度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论文首先分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并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新股发行制度和外部环境等几方面深度剖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的成因，最后提出了明确资本市场定位、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完善退市制度、健全监管法律体系等破解新股发行“三高”问题的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说明理性的基金管理者如何利用基金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来扩大基金规模以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理论上基金公司应该避免分红来防止规模降低，然而实践上从2006年起基金公司却相继进行了大比例分红。本文提出三种可检验的假说解释这一现象：“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和“有限关注”理论。本文发现基金进行大比例分红后，基金净资金流入取得了两倍以上的增长，基金营销费用大幅增加，大比例分红还缓解了基金投资者的“赎回异象”，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是一种营销策略。本文证据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不适用解释股票分红的“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而是支持“有限关注”理论，这对于今后基金以及股票分红的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本文的研究对于由市场参与者理性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管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8年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门槛，变相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本文利用该新政作为外生于公司的再融资能力下降，选取2006-2009年的数据，检验了再融资能力的下降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两次差分法（DID）比较研究了新政对具有不同融资约束公司现金分红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再融资能力的下降使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显著减少。在新政颁布后，相比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有融资约束的公司显著增加了现金分红；而新政颁布之前，两类公司的现金分红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现金分红可作为区分国内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有效指标。

通过构建VAR模型，对股市筹资额、广义货币 、上市公司股利分红、交易印花税额与沪深300指数的长期均衡及短期调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发现长期内 与大盘指数呈反向变动关系，其它变量与大盘指数呈同向变动。但是就短期而言，存在某些有别于长期的市场特征。这些实证分析结论与一些市场流行看法是有差异的，甚至是相反的。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些有价值的推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