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将进行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两项改革应该如何匹配进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利率规则下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优匹配。经研究发现：（1）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2）非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当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汇率制度较为固定时，本国福利会有显著的降低。本文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本文用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银行存款规模的利率风险跨期平滑机制。该机制是在存款稳定性的基础上，以利率上升时期的收益自动弥补利率下降时期的损失，实现对批发融资利率风险和非缺口的资产和负债、贷款活动等项目利率风险的跨期平滑。研究发现，银行存款对利率风险具有存款利率粘性、存款规模粘性和存款特权三方面的稳定性特征。银行存款规模对利率变化的稳定性特性，使其能够跨期平滑利率风险。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存款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发挥存款的三种稳定性特征，跨期平滑作用越强；当存款规模超过一定的范围，风险跨期平滑功能将会反转，因此应该控制银行存款规模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按存款结构细分的讨论中，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和公司存款都起到了利率风险跨期平滑作用；个人存款中的个人定期存款的风险跨期平滑功能更强，表明存款的稳定性越强，对利率风险的跨期平滑作用也越强。银行存款规模对利率风险的跨期平滑，为利率风险的管理提供了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利率风险管理变成银行存款的管理。此外，我们的研究也侧面印证了期限错配可以降低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敞口不必为零。我们认为资产和负债不必进行期限匹配，而要重视真实利率敏感性的匹配。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的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 DSGE 模型，解释了负向 TFP冲击如何引起实际 GDP 增速下行与房价、债务上涨并存的现象，且负向 TFP 冲击的持续性决定了房价、债务是否出现“逆周期”及其规模。本文基于以下逻辑：负向 TFP 冲击导致收入下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异质性使得部分家庭有倾向于减少住房支出去平滑消费，相对地另一部分家庭倾向于增加住房投资，一方面，随着消费恢复住房需求快速回升，实际住房价格由低到高，同时利率下行，财富从储蓄者向借贷炒房者转移，形成住房财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同时强化了储蓄家庭的居住需求和借贷炒房家庭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吸收部分家庭的储蓄并向另一类家庭放贷，通过利差不断积累净值，更高的净值对应更多的住房贷款，二者共同推动房价的持续上升。冲击的早期，两类家庭提供更多劳动获得可支配收入，劳动意愿上升部分抵消了产出下滑，随着住房价格上升及信贷繁荣，家庭减少劳动时间，实际产出随之下降，形成房价与债务的“逆周期”现象。央行通过盯住利差，或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金融中介杠杆因子等途径干预信贷能够消除房价与家庭债务的“逆周期”现象。最后，从信贷错配的角度出发，房价上涨是预算软约束下财政刺激、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副作用”。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 DSGE 模 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 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 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 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 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 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 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 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 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基于贷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结合多元所有制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探讨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均衡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较低，市场份额较大，但是较低贷款利率会降低国有银行的期望经营利润。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削弱两类银行的垄断定价权而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并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下降更明显。国有银行的参与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来增进社会福利，特别在市场竞争不足时，社会福利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通过从我国22种商品期货提取隐含的便利收益率时间序列，我们发现，期货市场的便利收益率的前两个主成分可以在样本内和样本外显著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在控制了利率、M2货币增速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我们也用南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南华商品期货各品种指数、南华商品期货大类指数，以及美国商品研究局商品期货指数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了样本外预测，结果表明这些指数对于预测我国通货膨胀率同样效果显著。基于商品期货价格的预测模型都明显优于本文的基准模型和朗润预测指数。这表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包含了与通货膨胀率相关的重要信息，可以作为未来宏观形势走向和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

摘 要: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 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 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 基于 2007—2018 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 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 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 M2 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 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 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 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