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制度视角探讨政策性金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对政策性金融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并分析了政策性金融范畴或制度内涵的基本界定标准及其同政策性银行等制度承载体的关系。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基本国情，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着强位弱势群体融资难这一客观事实，对政策性金融制度客观存在的理论根基与现实迫切性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当今我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如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市场化运作和政策性银行转型等进行了理论剖析。

本文在 Bernanke-Blinder（1988）的 CC-LM 模型中纳入含资本监管约束和信贷配给因素的 银行最优贷款供给方程，从银行贷款渠道的视角重构了用以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框架，即 KCC-LM模型，并利用我国1997-2006 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验证了KCC-LM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 从我国金融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金融控制力目标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对立统一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资 本监管强化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内在机理，也揭示了我国 1998年以来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真正内涵。

本文首先根据目前国内保险市场缺乏诚信的现状，提出“如何设计我国保险市场的诚信制度？”的命题，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如斯坦福经济系教授青木昌彦等文献的综述，引出保险诚信制度就是“保险诚信制度是博弈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的和自我维系的系统”这个研究视角。通过博弈分析，得到结论：在经济人假设下，保险诚信的重复博弈无法实现纳什均衡，即无法构建保险诚信制度。在此基础上，笔者创造性地把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等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作为嵌入性制度约束条件纳入到保险诚信的重复博弈之中，并以 2007 年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的机动车辆综合险数据检验了它们对构建保险诚信制度约束性作用；探索了如何把“博弈论”纳入制度分析的框架之中；最后，为了克服保险诚信的“社会陷阱”，笔者从政府干预经济、产权制度、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关系、诚信的“文化变迁”、制度的诱致式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关系等理论视角出发，提出构建保险诚信制度的政策建议。

运用严格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在非正式制度贡献份额较重的中国公共事务协调文化中，评价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转换效率，我们发现，银监分立将带来巨大的制度转换成本和协调成本。在现行中国银监会监管格局下，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优选策略是，通过提高监管独立性和权威性，通过松弛外部约束条件，以及通过赋予央行“紧急磋商”权力等措施，实现制度运行成本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