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实体经济中有大量因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为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所需，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倒闭，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给予补贴和保护。金融抑制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重要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暗补，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无法解释为何转型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也难以为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提供既能维持稳定又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般的金融抑制，是因为本国政府没有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无需政府通过金融扭曲给予这些企业暗补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这一暗含前提对于转型国家不成立，由此决定了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转型国家在进行本国金融改革时，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消除所有金融扭曲，而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转型，根据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渐进推进金融改革。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在转型期避免经济崩溃并支持经济增长，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金融抑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和模拟分析，详细讨论了当经济 中存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的特征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本文发现:在现有的 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 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尽管民企 “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与金融抑制有关，但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的现实条件下，金融抑 制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促进国企产出，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我们 还通过政策试验发现，如果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其市场势力，金融抑 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时最优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小对经济波动的 反应。

本文以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风投在企业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风投股东时，企业异地并购绩效更好，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异地风投为国有背景、经验更为丰富、持股比例较低、独立风投时，咨询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优势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是异地风投发挥咨询功能的重要潜在机制。同时，异地风投的咨询作用还会影响主并公司的并购决策，表现在具有异地风投背景的企业进行异地并购的可能性更低、聘请财务顾问与律师顾问的可能性更高、进行重大交易事件的可能性更高、使用股票支付的可能性越高，说明风险投资在发挥咨询作用时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参与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并购活动，有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与主并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目标公司对主并公司价值的认可程度。本文揭示了异地风投利用其信息优势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的咨询功能，首次为风险投资的咨询功能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支持，同时说明了异地风投在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机动车强制保险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风险分配尤其保障受害人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 2006 年国务院制定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机动车 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上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及《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对下是保监会等部门制定相关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依据。但是，《条例》关于机动车强制保险赔偿的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限制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合理界定赔偿范围，增加保险人的追偿权，以及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信念体系等非正规制度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 很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储蓄和代际支持等经济行为的潜在影响， 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文化在家庭和家族作为经济互助、互保、风险分担组织中起到的作用和意 义，也论述了家庭作为养老制度安排的载体具有的内在缺陷。本文采用 1986年—2008年有 关宏观数据对考虑代际支持的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家庭养老模式的不 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保险市场， 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有保障的养老安排，分离出家庭的经济功能，使其养老功能转化为市场 保险的一个补充和丰富，从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结构更趋于稳定。

资本项逆转在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中既是导火索又是预警器。本文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对1970-2007年207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国内经济特征（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应制度安排（汇率制度、资本项管制）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是资本项逆转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金融开放程度、汇率制度等宏观对策对资本项逆转风险的影响效果还受到国内经济特征的明显制约。因此，经历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国家必须根据本国经济特征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资本项开放宽度和宏观政策，才能有效降低资本项逆转风险，从而保障整个经济的金融安全。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一致性问题和不同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研究发现：一，“害怕浮动”在为中国提供货币政策纪律的同时，也赋予了货币当局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能力；二，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三，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名义和实际分类法的思想，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它们不得不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而这样一种选 择并非意味着这些国家并不希望汇率稳定。事实上，无论是就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 汇率稳定总是一件好事：它将减少贸易和投资的风险,并提高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然而,中国目前仅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不能完全发挥固定汇率制度的好处。为此我们 建议中国应执行全方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当中国执行全方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时，世界主要货 币之间的汇率也将变得稳定。与此同时，中国这种全方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将促使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对其金融体制的重新审视，并可能被迫做出抑制其信用无限扩张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