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的审视角度，深入分析了金融监管提示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并结合当前银行业监管的实际，对监管提示的层次、顺序、内容等进行了写实性描述，进一步研究了金融监管提示制度的功能效应，比较分析现行不完整提示制度的不足，从而得出“灵活的金融监管提示制度有利于银行业的发展、效率和稳定，从而科学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结论。

清洁发展机制本意是创造一种双赢的交易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各取所需，共同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但是在现实当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的技术转让却从未实现过。本文尝试从制度约束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在CDM中存在的技术转让障碍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碳减排交易市场，发现CDM项目执行双方缺乏相应的约束制度是导致技术转让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本文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即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

本文使用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CC)模型，研究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发现由于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政策等外部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两个市场的相关关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同时两个市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也不尽相同。本文还揭示出对股市一债市联动来说，其相关系数受到联合负冲击的影响要大于联合正冲击的影响;而对股市一股市联动来说，联合正冲击的影响要大于联合负冲击的影响。本研究对投资组合的构建、金融市场监管和风险控制有重要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古典经济学伸延的基础上，包含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特征。本文试图分析证券市场中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出这些关系中对投资者具有负面影响的一些因素

本文从货币、信用、所有权现代制度学的理论入手对货币进行新的分析，认为货币、信用、所有权可以统一在契约理论中。货币是一种社会所有者之间签订的契约, 货币在加快交易速度的同时也减少了交易数量，因此货币既具有正价值也具有负价值。本文指出货币存在自然与非自然两种边界。新出现的“道德银行”属非货币交易的制度安排上的创新，并对其实践提出了看法。澄清了几个错误的观点。

本文首先从信用契约意义和交易成本的角度，重新界定了银行的职能，并提出了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的概念。随后进一步利用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对国有银行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考察了在银行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下，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带来的影响，得出了我国金融风险内生性的结论(内生于国有银行)，提出只有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才能消除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恢复银行做为信用中介组织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