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采用弱方差标度指数方法，深入探讨了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是否显著改善风险投资市场匹配度．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的创业企业之间的匹配度．本文不仅借鉴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基金赎回压力和知情交易概率，还构建了一个新的工具变量：沪深A股市场的涨跌停占比，以解决潜在的因果关系疑虑．进一步研究证实：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能够促进风险投资市场中的信息交换，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升风险投资市场匹配度；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对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表现具有积极影响．本研究不仅为理解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强调了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广泛正外部性，还为深入理解风险投资市场的投融资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

目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分析主要关注总量的配备，本文拟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结构匹配角度切入进行再讨论。本文将我国各省历年的金融结构水平与技术水平分别进行排序并相减，得到各省各年的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并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发现：1）金融结构—技术水平的匹配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该匹配度的解释力要强于金融总量规模、金融结构、技术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简单交乘项；2）在样本区间内，金融结构略微超过技术水平（3%幅度）时，两者结构匹配效果最好；3）金融规模越高、技术水平越高、金融结构水平越低的地区，结构匹配的效果越强；4）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可通过促进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等渠道对增长发挥正效应。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内生性处理、转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统计口径、改变匹配方式等稳健性处理后仍然保持稳健。这些实证发现将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证券市场跛足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新常态下增长动能转换的方向选择，同时也将为拓宽政府促进金融—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空间提供经验依据。

内部管理虽然有许多内容，但最主要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管理，二是绩效考核。人事管理包括怎样选拔人，怎样激励人和怎样淘汰人三个部分。绩效考核又分为怎样设定科学的业务指标，怎样使业务指标与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两个部分。任何一个组织只有将这两个方面五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高效运作、建康向上的机体，而国有大型银行恰恰在这些方面不足。 　　一是用人机制不完善。企业减少了新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加了用人的成本，这就是国有大型银行最大的无效率---人事无效率。 　　二是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评价银行经营的核心指标只有两项，即：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项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同程度地被淡化，各基层大多隐瞒，使金融风险大量积累。 　　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经营好坏与行长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而广大员工却只能被动享受着经营差所带来的苦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管理是当前国有银行最大的金融风险，如何实施科学的内部管理，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呢？ 　　一、改制上市，只是实现经济组织从无效率向有效率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大型银行上市后，在内部分支机构的管理中“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仍然存在。规章制度本应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却往往被少数人所利用，而损坏大家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的负博弈，是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风险的关键。效率和成本是制约监管的瓶颈。最高效、成本最低的监管应是操作者自身的监管。 　　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考核要回到利润这个办企业的根本上来，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成本。另一方面，风险考核应与利润考核并重。再一方面，要真正将业绩与经营者的利益紧密结合。参照古代晋商“银股和身股”的管理模式，建立利润(剔除风险后，下同)决定员工收入，员工收入决定行长收入的机制。这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纠正近几年来银行改革中领导收入虚高的现状，减小广大员工的抵触情绪。二是增加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很大程度地减少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负博弈。银行是一个风险遍布操作各个环节的特殊企业，通过这种关联，才能让每个想违规的人时刻感受到来自全体员工的注目。三是增加行长“责、权、利”的匹配度,建立以普通员工收入(不含少数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中间大部分，下同)为参照系的行长收入弹性分配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四是建立严格的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