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跨地区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和数字化资本投入等方式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流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竞争行业中更显著；同时,母子公司处于同一个城市群内部或母公司位于较大的城市时,这一促进效应也将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各项交易费用、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等途径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本地投资并不存在显著挤出效应,且跨地区投资增加了母公司利润,但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加强。文章的研究为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微观路径。

实现区域间技术要素的联通、转移与高效配置,需要破除阻碍技术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文章基于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机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视角,通过观测 199 个城市之间技术要素流动的 39 402 种可能的路径,构建城市间“匹配流动模型”,实证分析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城市间技术要素流动的影响。论证指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使创新主体建立广泛的交流合作,促进技术要素的创造、运用及转化,实现其经济价值。从城市层面来看,具有较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技术要素流入,该城市的技术要素也会更多地被其他城市接收。同时,城市间技术要素流动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和“虹吸效应”,即技术要素会更多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的城市之间流动,并且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的技术要素净流出更少。进一步的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当地理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导致的交通运输成本较低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更显著地促进技术要素在城市间流动。此外,当城市所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跃程度较高,对技术要素的需求较大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更加显著地促进技术要素流动及供需匹配。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斯定理”在技术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探析了针对技术要素配置的科斯定理的内涵,可以为当前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公共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并为促进技术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改革举措提供政策参考。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 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 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 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 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 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 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 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 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 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近年来企业之间的研发联盟日趋增多。本文以研 发联盟和创新活动都活跃的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研发联盟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理。本文运用“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企业实施研发联盟对于创新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在反映创新能力的多项指标方面，发生研发联盟的企业都强于未发生研发联盟的 企业;无论是使用新增专利数量、新增发明专利数量、技术多元化还是创新突破性指标，都稳 健地验证了研发联盟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研发联盟促进企业创新存在先递增后递减的 滞后效应。进一步发现，研发联盟的连续性对于企业创新具有学习效应。相对于一次性研发联 盟，连续性的研发联盟更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研发联盟的治理结构对于企业创新具有调 节效应。相对于股权式研发联盟，以契约形式缔结的研发联盟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本 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企业缔结研发联盟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并为政府 和企业着力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本文首先对全球性因素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同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探讨了协同效应的历史演变，然后实证分析了1998～2011年全球性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通过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世界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同性，同时，全球性因素对各经济变量的解释力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已成为系统更重要的因素。全球性因素引起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部分改变，然而，全球性因素在中国不同经济变量响应货币冲击中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全球性因素，某些经济变量对货币冲击的调整幅度和方向、持续性反应和时滞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全球性因素并没有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系统性、根本性的改变。

一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都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反思银行经营模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发展为透视银行的本质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们认识到银行之所以存在根本之处在于金融功能一体化。本文在KR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了活期存款、贷款承诺和定期贷款这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转型的事实进行了实证考察，由此提出银行制度边界的命题。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通过造系来构建企业集团，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本文使用A 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系统性地探讨集团 化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集团化经营对成员企业的公司价值有着正向的影响，而多元 化经营则降低了公司价值。从经营效率角度，我们获得了关于这一影响的进一步证据。本文 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构造企业集团是为了获得协同效应的假设，同时拒绝了 民营上市公司构造企业集团是资本玩家掏空术的观点。

随着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基于交叉销售的综合金融战略的实施，客户信息的收集、保管、使用和披露过程中涉及到的客户信息保护和在现有法律限制范围内的客户信息共享与交叉利用之间的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从客户信息保护的角度区分不同客户信息来源探讨金融控股公司如何在现有分业经营的条件下实现跨系列的客户信息合规的交叉利用，真正实现集团综合经营的战略协同效应。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客户信息的分类和客户信息共享交叉使用的风险，最后详细分析了客户信息规范化获得和交叉使用的原则、策略与实施要点，以便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微观的操作实践层面真正实现客户信息的合规交叉利用，实现交叉销售的综合经营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