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ncreasing foreclosure rates, imposing negative impacts on housing markets, and aggravat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contrast,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reduces household debt overhang, a phenomenon harmful to home values and housing market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we find that households in recourse states increased their home improvement and maintenance expenditures after the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households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downside risk of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at the effects vary by home equity level. The results remain unchanged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redit changes,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foreclosures, homestead exemption, house sales, or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Last but not least, we use entropy balancing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nd get similar results. 预防破产滥用的政策被认为推高止赎率、对住房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以及加剧金融危机而饱受批评。与之相反，本文证明破产滥用预防能够缓解家庭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 而债务积压恰恰是一种损害房屋价值与住房市场的现象。采用双重差分（DID）分析，我们发现：在《破产滥用预防与消费者保护法案》（BAPCPA）实施后，**追索权州（recourse states）**的家庭增加了住房改善与维护支出；该时期家庭对住房市场的下行风险高度关注，且上述效应因房屋净值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在多种替代设定下结果依然稳健，且不能被信贷变化、司法与非司法止赎、宅基地豁免、房屋销售或异质性预期所解释。最后，我们使用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方法消除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同样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强化科技监管能力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监管科技手段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成为关键议题。本文聚焦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监管科技的创新应用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企业画像系统有助于交易所增加监管问询的频率和强度，并促使企业及时高效回复，从而有效减少企业坏消息隐匿，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画像系统通过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减少坏消息的生成概率，从而减少坏消息囤积，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画像系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在坏消息隐匿动机更强、信息环境更差以及对监管预期感知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画像系统对企业信息隐匿的抑制，不仅会引发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企业形成乐观一致预期。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在资本市场监管治理中的效能及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信息过载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算法驱动的注意力配置机制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是关乎市场信息生态与平台治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20—2025年手工搜集的3693条上市公司相关微博热搜数据及同期全量微博话题数据，系统考察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登上微博热搜后股价同步性显著下降，股价信息含量得到提升。利用热搜竞争排名特征构造的准热搜对照组表明，话题热度相近但未上榜的公司股价同步性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驱动结果的是榜单带来的公共注意力提升，而非事件本身的信息内容或自然讨论热度。基于清朗行动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平台治理能够通过改变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产生溢出影响。渠道分析表明，热搜通过激发投资者主动信息搜寻、提高股票流动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价信息含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热搜主要影响散户投资者交易行为，且非负面内容的热搜能够显著提升价格效率，而负面热搜的作用有限，表明负面情绪冲击可能削弱公共注意力向价格效率的转化。此外，热搜与传统信息中介存在替代关系，其增量价值在传统信息中介覆盖不足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数字平台注意力配置与市场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平台信息治理机制具有政策启示。

实体经济盈利承压与虚实经济失衡的矛盾持续凸显，本文将产能约束与金融化冲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依托 2010—2025 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多期连续双重差分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系统检验两类结构性因素对工业利润的非线性冲击及盈利缓冲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盈利呈现显著的双阈值突变特征：金融化指数非线性临界阈值为 0.22，突破后利润挤出效应呈非线性放大；产能利用率约束临界阈值为 0.75，低于该值后利润压制效应显著增强，且金融化冲击强度显著高于产能约束。0.22 阈值对应企业财务费用占利润总额的 22%，是付息能力的生死临界点，契合民间融资 2 分息极限、利息保障倍数安全线与监管红色预警线。机制检验发现，阈值突破后金融化通过挤占实业投资、抬升融资成本形成非效率分配冲击，传统产业升级、出口与逆周期政策的缓冲效应全面失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民营企业、传统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更易突破金融化临界阈值，盈利受冲击程度更深。本文为划定金融化监管临界值、防范脱实向虚、提振制造业盈利提供了量化依据与经验支撑。

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一组结构性矛盾：货币供给总量持续扩张，制造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并未同步缓解，应收账款回收期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下行节奏明显滞后。现有研究多在“实体—金融”二元框架下讨论脱实向虚问题，忽略了债务履约具备法定刚性、优先偿付的特殊属性，难以解释总量宽松与结构性紧缺并存的现象。本文回归费雪交易方程的全口径内涵，将广义交易拆解为实体生产、金融资产交易与债务履约三个层级，构建三层流速分析框架；借鉴结构力学弹塑性变形逻辑，结合企业两期现金流约束模型内生推导实体流动性的非线性断裂阈值。基于2000—202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门槛回归、强度双重差分、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局部投影与工具变量法展开检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债务交易层流速持续显著高于金融层与实体层，传统单一GDP口径对真实货币流通压力存在系统性低估；债务流速存在约15.4%的临界阈值，突破阈值后对规上工业应收账款回收期的挤压强度呈非线性放大，且塑性断裂区间具备强粘性与低可逆性，总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衰减；小微企业对应的断裂阈值更低、受冲击强度更大，弹塑性机制具备全域普适性。本文从流量分层视角拓展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体系，可为地方债务长效治理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实体经济盈利承压与虚实经济失衡的矛盾持续凸显，本文将产能约束与金融化 冲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依托 2010—2025 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与制造业上市公司 微观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多期连续双重差分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系统检验两 类结构性因素对工业利润的非线性冲击及盈利缓冲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盈利 呈现显著的双阈值突变特征：金融化指数非线性临界阈值为 0.22，突破后利润挤出 效应呈非线性放大；产能利用率约束临界阈值为 0.75，低于该值后利润压制效应显 著增强，且金融化冲击强度显著高于产能约束。0.22 阈值对应企业财务费用占利润 总额的 22%，是付息能力的生死临界点，契合民间融资 2 分息极限、利息保障倍数 安全线与监管红色预警线。机制检验发现，阈值突破后金融化通过挤占实业投资、 抬升融资成本形成非效率分配冲击，传统产业升级、出口与逆周期政策的缓冲效应 全面失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民营企业、传统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更易突破金融化 临界阈值，盈利受冲击程度更深。本文为划定金融化监管临界值、防范脱实向虚、 提振制造业盈利提供了量化依据与经验支撑。

摘要：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内的“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对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债务置换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置换具有显著的“稳就业”效应：城市债务置换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当地企业劳动力雇佣提升2.59%，并且与政府业务关联度更高的企业其就业提升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债务置换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提振企业预期以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本文的研究对评估2024年开始的新一轮债务置换政策效果，优化“逆周期”财政政策设计、实现四中全会提出的“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现“双碳”与共同富裕目标并进的背景下，环保规制的公平后果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以2013、2014与2016年分批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23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系统评估市场型环保规制的分配效应。结果变量方面，本文使用区县夜间灯光构建的不平等指标（基尼、泰尔、阿特金森）刻画县域经济活动分布，并以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对数差距作为补充。识别策略方面，除区县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TWFE-DID外，进一步引入适用于分批采用的更强识别方法：（1）Sun-Abraham分组事件研究用于动态效应检验并规避传统事件回归在异质处理效应下的加权偏误；（2）Callaway-Sant’Anna ATT(g,t)在“尚未受处理/从未受处理”对照组框架下估计分组—时期平均处理效应；（3）合成双重差分（SDID）同时估计单位权重与时间权重，以匹配处理前趋势并降低对严格平行趋势的依赖。研究发现：在TWFE-DID下，试点显著降低了县域夜间灯光基尼与阿特金森指数；更强识别（ATT(g,t)、SDID）在城市层面同样指向夜间灯光泰尔指数的下降，但幅度更为温和。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显著降低城市单位GDP能耗，支持“绿色转型—要素再配置—分配格局改善”的作用链条。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文基于2011-2022年城市层面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技术转移基地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城市特征后依然稳健。技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中介路径，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提升数字经济领域专利授权量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较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更易从技术引进中获益，而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引进的影响较小。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省会城市、内陆城市以及新基础设施较发达城市的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