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证券市场走向成熟、完善与市场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本文基于创业板与主板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与RDD-DID模型，研究注册制改革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其作用机制。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注册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此外，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改革通过降低上市门槛、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强市场竞争，推动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与此同时，其信息披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改革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低企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注册制改革的政策影响文献，为理解研究注册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视角，并对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深化注册制改革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启示。

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碳交易体系（ETS）通过市场机制以缓解碳排放问题，但是同时也会给相关企业增加额外的成本。自2005年欧盟ETS运行以来，各国ETS的推行对企业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亟待深入探讨。本文以BVD-Zephyr全球企业并购数据库在2002-2019年间超过18万个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分别从跨境并购数量和跨境并购财务表现两个方面检验了东道国ETS实施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及其渠道。实证结果显示，ETS实施导致东道国的跨境并购交易规模显著减少，表明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会采取规避行为，从而可能造成潜在的碳泄漏。此外，ETS的实施会降低通过跨境并购进入东道国企业的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ETS推行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碳密集型行业往往承担更高的成本，从而受到更大的冲击；而ETS实施所带来的风险则可能是影响企业决策和财务绩效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气候变化的实际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为那些已经引入ETS、或者计划引入更严格气候政策的国家提供了决策参考。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和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同时也是新形势下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深入探究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章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社会信用环境的代理变量,借助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而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为理解企业分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信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贸易摩擦作为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不仅阻碍了多边主义包容发展的整体进程，也对我国以广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准自然实验，聚焦某一线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全量样本，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系统探究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受出口冲击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和实质性创新均呈现显著增长。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国有产权、低外资投资比例以及位于自贸区外的企业更能强化贸易摩擦对创新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则指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企业内源研究是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关键渠道。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在面对关税冲击时，中小企业应当迅速调整内部决策以促进自主创新，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提供适度支持和引导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理解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创新策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在全球配置创新资源,并通过协同创新带动技术进步,这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科技创新交叉融合模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构建了创新活动突破企业边界的跨国并购理论模型,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与其他研发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增加研发投入、外部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战略共享渠道这三个途径得以实现。此外,跨国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会受到企业内部特征、外部环境和并购交易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战略来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借助外循环来提升国内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