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赢富数据，研究了金融类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时间长度内的投资策略和收益特征。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采取了反转投资策略，其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规模因素和市场因素；在长期内，机构投资者针对不同规模的公司采取了差异化投资策略：针对小公司采取了显著的反转策略，针对大公司采取了半反转策略；其长期投资策略具有一定的价值投资特征，但是市场因素和规模因素仍是其投资收益的主要来源。

行为金融学认为股市中由于存在着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从而使得动量策 略与反转策略有效。本文研究了深沪两市2001 至2009年的股票，实证结果显示， 在赢者动量投资组合中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现象，而在输者组合中该现象则不明 显；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赢者动量投资组合能取得优于大盘指数的业绩； 同时，两市中反转策略仅存在于某些输者组合中，且不明显。

本文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投资者账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基于财富水平,将个人投资者分为小个人组、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三类,在此基础上,研究分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结果显示,小个人组的交易行为左右了个人总体的行为,而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的行为与机构极其相似;小个人组和个人总体在买入时,从短期来看采用反转策略,从长期来看采用动量策略,卖出时均采用反转策略;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买入时都采用反转策略,卖出时都采用动量策略。同时我们发现,小个人组趋于非理性,是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具有损失厌恶心理,并且存在处置效应和周内效应;而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

“股价同步性”（亦称股价“同涨同跌”，一般用R2度量）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财务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本文收集1994-2004年中国股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不同交易策略，对股票收益的“惯性”和“反转”与R2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以此考察“信息效率观”和“定价无效观”两种不同观点在解释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1）我国股市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惯性”现象，而存在显著的长期“反转”现象，并且反转效应随着R2的上升而逐渐减弱，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信息效率观”不符；（2）经市场模型和三因素模型调整后的反转收益与R2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反转收益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3）在牛市阶段和熊市阶段存在较显著的短期“反转”现象，并且不同市场态势下短期反转效应与R2大小的关系不同，两者在牛市阶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熊市阶段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不同市场态势下R2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信息效率观”对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的解释。

本文考察了公众注意力与股票月度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大众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在接下来一个月中，其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越低。以2000年8月到2008年1月作为样本区间内，通过买入低关注度的股票卖出高关注度的股票构建的零投资套利策略具有显著的盈利性，其平均溢价为0.46，经Fama-French (1993)的三因素模型调整后仍然显著，这与Fang和Peress (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然而，本文发现这种异常收益主要来源于高关注度的股票组合的弱势表现，而不是来自低关注度股票的“未报道信息溢价”，这一点与Fang和Peress (2007)所提出的信息补偿假说相悖，却与基于“有限注意”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设一致。此外，基于公众注意力的异常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引入反转策略组合的四因素模型所吸收，这说明“收益反转”与“过度关注弱势”可能具有相同的行为动因。

本文结合价格实证发现，在短、中、长持有期内，低价股反转策略几乎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收益率。同时，在输者组合中，零投资组合R1P1-R1P5也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收益率。并且这两种策略收益率经过风险调整之后，正的超常收益率无法完全用风险补偿加以解释，主要是由于市场对股价过度反应导致的，并且这种过度反应行为会被市场操纵强化。同时，基于收益率和股价，中国股市股票组合运行存在一个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