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过程中是否存在向上盈余管理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持久关注的话题，动机和机会是影响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检验了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决策主体利益函数变化对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IPO过程严苛的法律监管和高额的法律风险，IPO前向上盈余管理幅度显著低于IPO后的盈余管理幅度，上述现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为明显，而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获得实质性流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当中。这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大股东的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行为模型，未来监管的重点应该后置，需要特别关注最终控制人股票限售期期满之时的会计质量。

中国股市的诞生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往往会出现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如果没有股市，改革开放在一定层面的推进是难以想象的。从股市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有价值的成功经验，如在边干边学中推进制度供给、不纠缠于具体的技术操作之争等。这些经验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映射。

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化、金融互联网化趋势已愈演愈烈。与过去相比，传统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正变得更加动态化、更加难以预测。因此，银行加强自身战略研判能力，对适应银行业竞争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研究部门的演变历程，并选取了18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的职能定位、人员构成以及组织模式变迁等方面的情况，最终指出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组织模式的发展路径。

本文在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政府基于间接税的生产性支出对要素收入 份额的影响，证明经济增长中均衡的政府财政收支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同时提 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和收入份额。并利用 1993-2006 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资本 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资本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直 接而持续的双重增强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证实政府收入的 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提高资本收入份额，而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 运用 某国有银行 省分行的企业借款 数据 ，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和非线性 Logi t 模型 ， 运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 ， 对涉农贷款的违约进行了实证研究 。 本文 发现 ， 涉农 贷款 的违约率显著 高于非农贷款 ， 而且 涉农信贷一旦违约 ， 贷款形态的变迁速度较普通 贷款更快 。 从涉农贷款违约的影响因素来看 ， 基准利率 、 贷款期限 、 担保方式等贷款合约条 款 ， 企业规模 、 经济类型 、 管理特征等因素都对涉农贷款的违约有重要影响 。 因此 ， 涉农 贷 款的发放 既 需要关注借款者的风险 特征 ， 也需要合理设计贷款合约 。 而且 ， 宏观经济政策的 制定需要考虑对涉农贷款的潜在影响。

从世界经济变迁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有粗放模式的经济高速发展。经过技术创新形成较强的产业链，从制造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和科技强国。像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模式能够成功转型并非是件易事。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更多是销售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多年以来，我国的外贸顺差的压力都比较大，这两年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当企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之后，中国公司将在其他领域竞争。然而，企业在持续的创造工艺能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及相应的制度变迁，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持。从历史上看，债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股市要想吸引社会资金的投资必有价值和政策的明确性。可现阶段的经济和股市告诉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效应下，中国的债市发展的路途更加坎坷。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考察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研究了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影响。本文发现，从总体上看，1999~2007年间仍然存在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反而从银行获得了更多新增贷款的现象，但是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在此期间不断减少，尤其是在2003年后出现大幅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中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在于深化银行业的改革。

本文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即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

本文构建了我国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货币持有行为存在明显的规模差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所有制差异。随着转型期企业部门内不同类型企业的结构调整，这些差异对总量的货币需求统一形成了正向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部门的结构变化是我国货币需求持续超额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货币需求特征，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货币政策效应，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