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要建立“长钱长投”的投资者市场，企业优质的文本披露必不可少。本文基于政企双向利益交换视角，利用深度学习技术（Word2Vec模型）构建年报文本可读性指标，检验寻租行为对企业年报文本可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寻租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年报文本可读性。在机制分析阶段，研究证明了寻租行为会通过企业自利行为和管理者自利行为影响年报文本可读性，同时排除了官员主动敲诈能促进寻租对可读性负面影响的情况。异质性分析发现，内部治理手段、市场监督力量以及政府治理政策均能有效抑制寻租对可读性的负面影响。本文从信息披露视角拓展了寻租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优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和深化反腐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证券市场走向成熟、完善与市场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本文基于创业板与主板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与RDD-DID模型，研究注册制改革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其作用机制。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注册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此外，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改革通过降低上市门槛、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强市场竞争，推动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与此同时，其信息披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改革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低企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注册制改革的政策影响文献，为理解研究注册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视角，并对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深化注册制改革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启示。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 ESG 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 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等六个一级指标和二十六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进一步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论如下：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银行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和数字化技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 “融资期限结构调整”机制和 “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分析师关注、高研报关注，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低信息披露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改善其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而提升了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同时缓解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但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显。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贸易摩擦作为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不仅阻碍了多边主义包容发展的整体进程，也对我国以广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准自然实验，聚焦某一线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全量样本，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系统探究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受出口冲击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和实质性创新均呈现显著增长。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国有产权、低外资投资比例以及位于自贸区外的企业更能强化贸易摩擦对创新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则指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企业内源研究是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关键渠道。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在面对关税冲击时，中小企业应当迅速调整内部决策以促进自主创新，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提供适度支持和引导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理解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创新策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