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着长期合作关系时，上游企业可以根据下游企业的表现调整未来商业信用成本从而控制下游企业的债务代理问题。商业信用缓解了银行信用在控制下游企业债务代理问题时的困难，从而有助于减轻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商业信用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成为特殊的信用中介，即上游企业可以更容易的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将资金借给下游企业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本文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当企业债务代理成本提高时，企业获取的银行信用会降低，而获取的商业信用在增加，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下降。

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基于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情况进行调查。 采取定量调查方法分析国内应收账款整体规模、应收账款行业和企业分布、 金融危机前后应收账款变化等，为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创新提供数据支持。 研究发现占用商业信用的主要是上市公司中的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中的中小微企业实际是提供商业信用，其应收账款周转期不断增加，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不断提高。 金融危机后工业由净占用商业信用转变为净提供商业信用。工业应收账款规模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高，应收账款周转期长，大量营运资金被占用。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创新对中小制造业营运资金回笼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本文实证检验中国银行业改革是否成功。选择2003-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模型、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从银行贷款可获得性、银行贷款数量和银行贷款结构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并不显著地正向影响银行贷款，甚至为显著负向影响。最后通过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银行贷款余额、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商业信用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因此，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改革是成功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很难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作为银行信贷的一种替代，商业信用为中小企业获取融资提供了另一条途径。本文借鉴了社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重构了中小企业采用商业信用融资动机的理论基础，对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对中小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做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因市场交易活动引致的中小企业间的直接关系与企业商业信用之间呈“U”型关系；二、因企业参与商协会、尤其是省级的商协会而产生的间接关系对其获取商业信用融资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三、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别，前两个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内并不具有普适性。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