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

结合74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以金融监管集中程度为因变量，6类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一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制定、执行和完善政策的能力对一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会产生显著影响；与我国的现实选择不同，自从我国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对实施部分统一监管模式的需求概率值一直很高，统一监管模式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现阶段宜采取牵头式的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模式，待条件成熟时将监管模式由牵头模式过渡到统一监管模式。

基于对金融市场不完全性的分解和基金产品创新链的梳理分析，以金融工程无套利定价 思想为基础，论文巧妙构建了一个涵盖市场交易成本、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和行为金融学因素 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机理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上述三因素模型的解释力高达90%以上， 同时分阶段动态考察发现：（1）普通交易成本因素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6.1%；（2）股指期货是 封闭式基金折价的重要影响因素，2006 年之前该因素影响基金平均折价25.6%，2007-2009 年随着 股指期货推出预期加强，该因素的影响下降到12.88%；（3）对市场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的测度 分别为0.492、0.336、0.858，对应三个阶段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分别为8.26%、5.87%和7.91%， 主要和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预期变化有关；（4）时期固定效应结果表明2006 年4 季度、2007 年 4 季度、2008 年1 季度、2009 年4 季度、2010 年4 季度投资者情绪相对乐观从而降低了封闭式基 金的平均折价率。论文最后就封闭式基金治理及完善金融市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 动率，并采用 GARCH、EGARCH、ARIMA 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 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 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 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 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 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动率，并采用GARCH、EGARCH、ARIMA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控制了表征异质信念的换手率后，这种负相关关系消失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以及创业板的推出，风险投资必将会成为我国未来中小企业筹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本文从创业者的视角去解释创业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并对这些增值来源进行分析评价，以便创业企业能根据附加值的大小来选择能与之合作的投资者。为此，本文在界定了相关概念，提出了两个假设后，设计了判断增值服务水平的因素模型，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每一因素赋权重值，之后结合案例计算出增值指数（AVI），衡量创业企业价获得的增值服务的大小。研究结论认为，对创业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市场方面的支持，其次是管理支持，最后才是技术支持，并预言CVC会挤压IVC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提供管理支持方面会取代IVC。

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其R&D投入可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并反映到股票预期收益即股票市价当中，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以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Fama-French的三因素模型改进基础上，采用截面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企业R&D密度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得出R&D密度与股票收益不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具有期性，但R&D活动偏重短期效益，缺乏连续性。最后，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针对R&D投资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

证券分析师通过传递信息、降低分析信息的成本来增进整个市场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这也印证了Easle和O’hara(2004)提出的信息是经典三因素模型外影响资本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的理论假说。对这一作用逻辑可能的解释在于,分析师跟进能够扩大投资者基础,进而降低融资资本成本,实证结果证实了Merton(1987)提出的投资者认知假说。

商品期货的期限结构指的是商品期货的价格与不同到期期限的关系。由于期限结构综合了市场上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和操作者对将来的预期，因此，它更能够准确地为商品期货进行定价。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约铜在2003年12月22日到2007年8月19日之间190个周数据样本，运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基于三个期限结构模型分别对我国铜商品期货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适合我国铜商品期货期限结构，而单因素模型估计的误差较大，不适合我国铜商品期货期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