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文章从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入手，假定股票价格变动服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连续变化的价格之间是独立的，二是价格的变化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数据对价格变动的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频数分布和正态概率图形，直观地描述了我国股票市场价格变动所具有的尖峰厚尾的特点，即价格变动的经验分布在中部和尾部区域比正态分布有更多的频数，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价格变动的分布是由一些具有相同均值但方差不同的分布混合而成，也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的风险，导致不同时期内的均值不同。Mandelbrot对这些极端值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描述股票价格变动分布的形式，即稳定帕累托分布。 股票价格的变动似乎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惯性，文章第二部分通过价格变动的序列相关、游程检验对这种惯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价格变动的惯性不明显，不足以解释其偏离正态分布的原因。由于序列相关和游程检验相对于股市的复杂性来说显得较为粗糙，随后文章介绍了Alexander的滤波法来检验投资策略的可获利性，并且引入波动群集性理论来描述股票价格变动所具有的特点。 在对股票价格变动作了详尽的描述后，文章介绍了有效市场理论的主体内容。首先引入了三种数学化模型来描述有效市场理论，即公平游戏模型、子鞅模型和随机游走模型，为后文定量研究有效市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数理基础。弱型有效主要检验基于股票市场以往的价格和成交量信息来进行投资是否能获得超额收益，在介绍跨期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时，文章引入了三种定价模型，即SLB模型、多因素模型和消费定价模型。Changyun and Shengtying Chin从价量关系入手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弱型有效，并且发现投资于低成交量的股票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高成交量的股票。 半强型效率主要研究了利用市场里的公开信息进行投资是否能够获得超额收益，Fama经过检验发现股票分割后的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文章检验了我国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反倒是国家的政策对股票市场有较大影响。强型效率主要检验内幕信息的可获利性，通过对我国封开基金的检验发现，市场中似乎不存在精明的交易者，能够持续地获得高于市场的平均收益率。随后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 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要从股票市场交易制度的革新、股份的全流通、政府直接干预的减少和价值投资者的培育入手，来提高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水平。

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

结合74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以金融监管集中程度为因变量，6类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一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制定、执行和完善政策的能力对一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会产生显著影响；与我国的现实选择不同，自从我国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对实施部分统一监管模式的需求概率值一直很高，统一监管模式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现阶段宜采取牵头式的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模式，待条件成熟时将监管模式由牵头模式过渡到统一监管模式。

基于对金融市场不完全性的分解和基金产品创新链的梳理分析，以金融工程无套利定价 思想为基础，论文巧妙构建了一个涵盖市场交易成本、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和行为金融学因素 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机理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上述三因素模型的解释力高达90%以上， 同时分阶段动态考察发现：（1）普通交易成本因素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6.1%；（2）股指期货是 封闭式基金折价的重要影响因素，2006 年之前该因素影响基金平均折价25.6%，2007-2009 年随着 股指期货推出预期加强，该因素的影响下降到12.88%；（3）对市场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的测度 分别为0.492、0.336、0.858，对应三个阶段影响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分别为8.26%、5.87%和7.91%， 主要和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预期变化有关；（4）时期固定效应结果表明2006 年4 季度、2007 年 4 季度、2008 年1 季度、2009 年4 季度、2010 年4 季度投资者情绪相对乐观从而降低了封闭式基 金的平均折价率。论文最后就封闭式基金治理及完善金融市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 动率，并采用 GARCH、EGARCH、ARIMA 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 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 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 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 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 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动率，并采用GARCH、EGARCH、ARIMA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控制了表征异质信念的换手率后，这种负相关关系消失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以及创业板的推出，风险投资必将会成为我国未来中小企业筹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本文从创业者的视角去解释创业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并对这些增值来源进行分析评价，以便创业企业能根据附加值的大小来选择能与之合作的投资者。为此，本文在界定了相关概念，提出了两个假设后，设计了判断增值服务水平的因素模型，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每一因素赋权重值，之后结合案例计算出增值指数（AVI），衡量创业企业价获得的增值服务的大小。研究结论认为，对创业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市场方面的支持，其次是管理支持，最后才是技术支持，并预言CVC会挤压IVC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提供管理支持方面会取代IVC。

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其R&D投入可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并反映到股票预期收益即股票市价当中，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以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Fama-French的三因素模型改进基础上，采用截面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企业R&D密度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得出R&D密度与股票收益不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具有期性，但R&D活动偏重短期效益，缺乏连续性。最后，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针对R&D投资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

证券分析师通过传递信息、降低分析信息的成本来增进整个市场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这也印证了Easle和O’hara(2004)提出的信息是经典三因素模型外影响资本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的理论假说。对这一作用逻辑可能的解释在于,分析师跟进能够扩大投资者基础,进而降低融资资本成本,实证结果证实了Merton(1987)提出的投资者认知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