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推动高耗能产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之一。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5-2020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高耗能产业集聚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高耗能产业集聚加剧了黄河流域的能源消耗，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因此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质量的负外部性影响更加突出。异质性分析发现，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三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加剧作用最为显著。本文为黄河流域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ESG投资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国内企业也在ESG理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2009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ESG评级能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结果发现：第一，ESG评级提升能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在采用公司、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替换核心变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回归以及时序关系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第二，将企业信息透明度、应计盈余管理、被分析师关注程度来衡量机构投资者面临的企业信息环境，并分别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示，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受到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即企业信息质量的影响，ESG评级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第三，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呈非线性关系，企业在较低的ESG评级基础上提升评级对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日益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将对微观企业财务信息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劳动力保护制度对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0.15%，占其均值的14.4%。机制分析发现，劳动保护制度通过两个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动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起到提高会计信息准确度并加强内部监督的作用；（2）劳动保护的加强提升了企业出于降低债务融资约束而提高财报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上述结论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控制高维固定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将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延伸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更深刻地理解会计信息可比性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对全面考察劳动保护制度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尽管中国股票市场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 A 股却经常被人诟病为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股票质押为切入口，创新性地构建了“股票质押融资规模”变量，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检验、匹配样本回归等多种方法，作者对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进而对“A 股脱钩论”进行解答。稳健性的实证结果表示，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股票质押融资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公司投资增加 3.6%个标准差。影响渠道方面，股票质押融资通过“信息渠道”而非“外部融资约束渠道”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打破了“A 股脱钩论”，而且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监管层对股票质押融资受困企业进行纾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使用2007-2017年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渠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结论均显示，影子银行会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越大，银行在当期和下两期都会对系统性风险有着更大的暴露。在风险传导机制上，影子银行通过银行个体风险承担、银行间关联度以及风险的放大机制等三大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当银行个体风险越高，银行间关联度越低，以及对负向冲击暴露越大时，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更显著。